物價過快上漲害處不小，既侵蝕了居民財富，也給中低收入者生活帶來沖擊，因此，穩定物價總水平無疑是當前首要任務。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物價的適度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

　　因此，對于物價上漲的危與機，我們應客觀看待。既要把物價漲幅降下來，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避免價格過快上漲傷害群眾，又要避免阻礙價格機制發揮作用。

　　今年以來，CPI節節上漲，穩定物價總水平已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物價過快上漲害處不小，既侵蝕了居民財富，也給中低收入人群的正常生活帶來不少影響。因此，穩定物價總水平，努力把物價漲幅降下來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不少經濟學家卻也提出，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市場必然釋放一部分價格上漲的因素。同時，價格機制的完善和物價的適度上漲又將反過來促進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

　　因此，對于物價上漲，應客觀全面地看待，既要避免價格過快上漲傷害群眾，又要避免阻礙價格機制發揮作用。

　　不能忽視物價上漲對中低收入者的沖擊，既要加大補貼力度，更要努力幫助他們增收

　　物價上漲，特別是食品價格過快上漲，對中低收入群眾帶來了不小的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義平認為，物價上漲，在中低收入人群中會形成一種“蛛網效應”——越是中低收入人群，面對物價上漲，越是會節省衣著、旅游休閑等方面的支出，食品方面支出的比重則會進一步增大，食品價格的快速上漲對他們的沖擊會非常明顯。因此，對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狀況，政府要格外重視。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認為，這急需政府完善社會救助機制，增加對大學生和低收入人群的補貼力度。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認為，近年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呈現增長乏力的態勢。政府除了加大對困難群體的補貼之外，提高工薪階層的收入也十分必要。他認為，在推動居民收入增長方面，政府可以有所作為。比如，進一步落實《勞動法》、完善工資形成機制、加大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加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等等。此外，政府還應破除部分行業的壟斷，縮小行業收入差距。

　　目前，我國27個省份已經啟動了救助標準與物價聯動機制。按規定，短期物價上漲，將對困難群眾發放臨時價格補貼，持續物價上漲，將提高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補貼標準要保證不低于物價上漲對低收入群體生活的實際影響。

　　專家指出，在加大對困難群體的救助、促進居民收入較快增長的前提下，物價上漲對居民正常生活的沖擊會有所減小。而物價上漲因素的合理釋放，恰恰將有助于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根本性轉變。只要能有效減少通脹對中低收入人群的沖擊，適度的物價上漲可以成為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契機。

　　經濟結構中存在的許多矛盾，都是因為人為扭曲或者壓低價格所致，適度容忍物價的上漲有助于經濟結構調整

　　劉元春認為，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價格釋放是很重要的一個手段。原先很多隱形的成本，比如土地、能源資源等生產要素的成本以及環境成本并沒有納入商品和服務的成本當中。隨著市場機制的完善，這些成本逐漸顯現，自然會推高物價總水平。

　　他還表示，由于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和劉易斯拐點的來臨，城市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為短缺，其工資水平必然上漲，這也導致了物價總水平會出現上升。

　　“即便是拋開貨幣政策因素，由于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國物價水平其實也會出現溫和上漲。”劉元春說。

　　專家分析還指出，經濟結構調整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產業結構調整，就是從第二產業為主轉變到第三產業為主。由于第二產業基本上是可貿易部門，產品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從生產效率最高、價格最低的地方獲得；而第三產業基本上屬于不可貿易部門，難以通過國際貿易取得相應服務。因此，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總體生產效率降低，也可能使價格出現一定幅度的上漲。

　　李義平指出，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雖然政府不斷加大淘汰落后產能的力度，增加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財政補貼力度，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真正推動結構調整的，還是市場機制。而價格是市場機制中最基本的信號和調節機制。經濟結構中存在的許多矛盾，都是因為人為扭曲或者壓低價格所導致的，因此，適度容忍物價的上漲，將有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

　　劉元春認為，近年來，農產品價格上漲和低端勞動力工資快速上漲，以及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實際上已經對經濟結構調整產生了較積極的推動作用。

　　農產品價格和勞動力成本上升，有助于補齊農業短板、拉動內需

　　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農產品與食品價格上漲過快，近年來一直是物價上漲的主要推手。數據還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農民人均現金收入中，外出打工的工資性收入同比增幅達到了20.1%。

　　劉元春認為，農產品價格和低端勞動力工資上漲，對經濟結構調整的促進作用較大。首先，這可以化解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加快推進城鎮化。其次，有助于產業升級和產業梯度轉移。最后，農產品價格上漲還有助于夯實農業基礎。

　　李義平指出，今年我國物價上漲的結構性特征比較明顯，這說明物價上漲還不僅是一個金融學問題，一定程度上是產品供給結構上出了問題。長期以來，各地高度重視經濟增速，工業項目大干快上，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農業，農村土地、勞動力、資金等要素流失非常嚴重，農業成為經濟發展的突出“短板”。

　　“應該說，價格上漲帶來的這種調整是積極的。這也提醒政府，今后要持之以恒地重視農業發展，把更多的生產要素配置給農村。”李義平說。農產品的種植(養殖)規模取決于上一期的價格，而當期一旦種植之后規模無法調整。在農田水利建設不完善、農業規模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受天氣因素影響，產量會有較大的波動，這給農產品價格的周期波動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農民很難科學地確定合適的種植規模。

　　因此，只有重視農業生產，把水利建設搞好了，才能減少不確定性，也才能保證農產品正常供給。可以說，農產品價格的上漲，有助于農業投入的和農產品供給的增長，有助于推動一、二、三次產業之間的平衡。

　　劉元春還指出，低端勞動力的收入快速增長，為增加居民消費奠定了基礎。從長遠來看，這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拉動國內消費市場、促進貿易平衡都有積極意義。

　　資源能源價格上漲有助于遏制高污染高能耗企業，我國貿易結構已出現明顯改善

　　今年上半年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升。鄭新立認為，能源、資源價格上漲過快，主要是輸入性通脹所致，這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在勞動力價格上漲以及人民幣升值的共同作用下，對經濟結構調整也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

　　鄭新立認為，這些價格的上漲一定程度遏制了高污染高能耗企業的出口，促進我國外貿的平衡，使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由出口導向和投資拉動型逐步向內需拉動型轉變。而原材料價格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必然會迫使企業轉型升級，轉向產業鏈上更高端的環節，并通過不斷提高生產效率來消化成本上升的沖擊。

　　國家發改委報告指出，我國一些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已出現了將產業向國外轉移的動向。有的出口企業開始將生產環節向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國家轉移，而將總部和研發部門留在國內。海關總署的統計也表明，我國進出口產品的結構上也出現了明顯改善，一般貿易進出口形勢明顯好于加工貿易。

　　鄭新立還指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飆升，也提醒我國必須建立防止其價格暴漲的“防火墻”。在這方面我們要做好兩件事：一是要利用好巨額外匯儲備鼓勵企業“走出去”，在海外一些能源資源企業參股、控股；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于用好本國資源，在煤炭液化、氣化技術已成熟的基礎上，加大國內煤炭清潔利用力度。

　　“當然，應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最根本的途徑還是要通過自主創新，使我國的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逐步向知識密集型轉變。”鄭新立說。

　　劉元春認為，今后我國還要在合適的時機，加快能源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改革。只有能源、資源價格得到更真實的反映，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步伐才會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