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次峰會對中國即將闡明的國際合作的立場（王岐山副總理的多元化合作方式的提議）和改革的方案（周小川行長超主權儲備貨幣的構想）很難立刻得到全體成員國一致的認可，可是，中國“主動出擊”的積極態勢會讓所有成員國感受到中國政府正在努力承擔起維護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大國責任”。
我們相信，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國家核心競爭力的不斷提高，中國市場在世界經濟舞臺上扮演的角色會越來越重要。不遠的將來，市場自然會接受中國政府在這次G20峰會上所提出的變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建設性方案，而且，一個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也一定會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不斷推進而漸漸取代現在由美元這樣一個單一的主權國家貨幣所壟斷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失衡）格局。
當然，今天中國政府坦誠的建議首先會遭到美國的反對。因為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是今天支撐美國巨大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的強大支柱，也是美國度過當前金融危機對本國金融體系沖擊的最后一道防火墻。一旦國際金融資本找到了一個更安全的避風港，那么，國際資本的流出就會讓美國重演上世紀大蕭條時代的悲劇。所以，美國政府苦口婆心反復強調，世界各國應該齊心協力幫助美國渡過難關，以恢復金融危機爆發前全球化給世界所帶來的雙贏局面。同時，呼吁各國政府努力改善自己國家的經濟狀況，以減少人們對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的不信賴。為了保證國際資本不出現大規模的流出，美國政府寧愿接受不利于美國經濟基本面復蘇的強勢美元狀態。
另外，歐洲國家也感到美國這場金融危機的泛濫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麻煩。為了不讓道德風險問題進一步惡化，他們極力主張要加強對美國金融創新過程的監管，尤其是對那些壟斷金融創新技術的少數精英層建立事后有效的獎懲措施，真正做到“收益和風險匹配”的公平原則。因為站在歐洲經濟體角度上看，他們認為自己承擔了更多的風險，而美國因為它特殊的貨幣地位和金融創新的能力，獲得了超常的收益而轉嫁了應該由他們承擔的風險。
所以，這次峰會，歐洲強調的是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對現有金融創新業務實施系統性的監管。而對開創超出歐元范疇的國際貨幣體系并沒有像新興市場國家那樣傾注較高的關注。相反，它們對中國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張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方案表現出了較大的疑慮。
綜上所述，這3種不同的聲音在G20峰會上可能很難形成一種共同的聲音。如果全球化環境下的問題不能通過各國共同有效的政策合作，那么，本國利益之上的救市方案很有可能會危害到他國的經濟利益和政府目標的實現。于是，各種顯性和隱性的貿易和金融保護主義就會隨著捍衛自己國家利益的市場力量的增大而不斷加劇，最終，世界經濟的復蘇將會被嚴重推后，從而造成全球的救市成本日益提高。
為此，我們應該做好尋求“次優結果”的合作方案準備。比如，在扶持美國市場流動性的同時，不斷向美國闡明和強調中國作為美國最大債權國的利益。否則，沒有雙贏結果的合作是不可持續的，最終給中美兩國的經濟復蘇都會增添不必要的交易成本。至于合作方式可以采取靈活多樣的手段。在這個問題上，有時退一步反而能進更大的一步。最近，我們注意到，美國政府開始主動順應歐洲的監管要求，提出建立全球范圍內的統一監管模式，這也看出美國政府在尋找“次優”的合作方式，努力爭取更多的支持者。而且，提高監管的模式，雖然看上去增加了美國金融機構的“運營成本”，但是，由于美國強調的是全球統一模式，所以美國金融體系的相對競爭力可能并沒有削弱，甚至反而會加強。而中國如果接受美國這種不符合我國國情的高標準，那么，我們銀行體系的相對弱勢反而會進一步加大，這不利于做強我們的金融體系，也不利于人民幣國際化的長遠戰略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政府要充分利用G20峰會的舞臺，尋找靈活多樣的合作模式，爭取更多和我們面臨一樣挑戰的成員國的支持，從而為我們自身改革所需要的良好外部環境打下堅實的基礎。（孫立堅 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