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選不易，近半年激烈競選

　　52歲的蔡金勇在中國出生，在當選IFC首席執行官之前，他是高盛高華證券CEO。

　　不過，這次并不是蔡金勇的世界銀行首秀，1990年波士頓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后，蔡金勇受到一位行業內資深人士的推薦，進入世界銀行工作，負責其在中歐地區能源與基礎設施的重組與融資工作。

　　在世界銀行鍛煉了5年之后，1995年，蔡金勇加入摩根士丹利全球項目融資部，之后再度在該投行人士的牽線下，轉而服務中金公司，五年后從中金公司離職的蔡金勇加入高盛，先后在倫敦及香港辦公室工作，2006年成為高盛合伙人，2008年出任高盛高華CEO。

　　在中國出生并成長的蔡金勇，加之輾轉世界各地的履歷，使其具有全球化的視野，更了解發展中國家的需求。

　　這次當選并不容易。

　　李耀博士，曾任職IFC東亞太平洋局首席投資官，現今為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總裁，也與蔡金勇相識多年，李耀深知蔡金勇此次當選的不易。

　　李耀透露，從今年春天開始的競選異常激烈，跟蔡金勇爭奪這一職位的還有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候選人以及傳統國際金融機構的高管常客——歐洲人。而在世界銀行集團內部，要接受一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高管，其間有諸多的爭論和博弈。

　　一直以來，歐美勢力“壟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高管位置，世界銀行行長來自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來自歐洲，這個慣例從這兩家機構誕生之日起延續至今，而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人才要躋身高管行列鮮有先例。蔡金勇此次當選是IFC成立46年以來首次聘任中國人擔任CEO。

　　“世界銀行集團需要進一步改革，國際金融秩序也需要不斷發展和完善。蔡金勇的當選是國際金融社會對中國人能力的認可，但這不僅是中國的勝利，更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勝利，表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市場的改革發展和演變中將有更多的聲音。”李耀感嘆道。

　　投行經驗助蔡金勇中標

　　同為世界銀行集團旗下的子公司，IFC和俗稱世界銀行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可謂是殊途同歸。

　　兩家機構均由各國政府共同出資組成，作為一個半官方性質的投資機構，他們的宗旨都是減少貧困，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像一般企業那樣追求利潤最大化。

　　不同的是，世界銀行主要與各國政府合作，通過資金支持各國政府發展基礎設施、扶貧等項目，比如在不少發展中國家和貧困國家，世界銀行貸款給當地政府修建公路。

　　而IFC則針對各國私營部門、民營企業，但仍以扶貧和改善環境為宗旨。具體的做法上，IFC通過與民營機構合作，或直接投資或貸款。比如，IFC曾經入股北京市商業銀行、上海銀行、南京市商業銀行、興業銀行、民生銀行等中資銀行，參與剛起步的中國銀行業改制。

　　“世界銀行更多的跟政府合作，幫助各國政府發展經濟，IFC更多的跟民間企業直接合作。”一位曾在IFC中國擔任項目經理的人士向記者表示，世界銀行和IFC差別很大。世界銀行以博士研究型人才為主，而IFC其本質是一家投行，更多的是經驗豐富的實戰派，很多人有著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知名投行的工作經歷。

　　因此，具有豐富投行經驗的蔡金勇當選也不足為奇。“蔡金勇在操作各種金融產品方面積累的豐富工作經驗，在管理高度復雜的商業交易方面擁有良好記錄，并與全球各發達國家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市場的客戶建立了深厚關系。”世界銀行集團如此評價蔡金勇。

　　蔡金勇是中國首批國際化的投行人才，作為中國首家中外合資投行——中金公司的初創元老，蔡金勇參與并領導了許多大型能源國企改制上市項目和兼并收購項目。

　　在之后高盛的職業生涯中，蔡金勇擔任了中海油以22.7億美元收購尼日利亞石油項目的顧問。國家電網作為財團成員之一以39.5億美元收購菲律賓電網開發和運營權的交易中，蔡金勇為國家電網擔任了顧問。

　　在李耀博士眼中，蔡金勇則是“專業化、職業化，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和杰出的領導力”。李耀表示，作為一個具有超強領導才能的國際金融人士，蔡金勇一定可以領導國際金融公司在推動發展中國家私營部門發展、實現可持續增長、深化全球南南合作等一系列重大議題上，做出貢獻。

　　新任務和新挑戰

　　履新IFC執行副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蔡金勇會給這個歐美文化濃厚的國際金融組織帶來怎樣的變化？

　　用前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的話說，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大部分是由發達國家學者提出的，“如果把在發達國家形成的理論簡單應用到發展中國家，就可能出現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標非常好，用意非常良善，產生的效果卻不如預期，甚至好心辦了壞事”。

　　幫助IFC和世界銀行更多認識中國和新興市場無疑成了蔡金勇的新任務。李耀認為，蔡金勇的當選能讓世界銀行用一種新的眼光看待發展中國家，看待他們的援助策略。同時，蔡金勇的專業水平和對發展中國家的了解，將會為世界銀行提供更多的議題和思路，并可為發展中國家增加資金來源。來自于新興市場國家，蔡金勇會讓世界金融機構更加正義和公平的發展。

　　IMF副總裁朱民的經歷也印證了這一點。目前，朱民在IMF分管70個新興市場國家，其中包括低收入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制定。之前，IMF這方面的工作投入精力較少，朱民的上任改變了原先的狀況。“以我的經歷和背景，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和痛苦也理解多一點吧。”朱民說。

　　不過，上述前IFC中國項目經理擔心蔡金勇是否能適應IFC的文化。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銀行和IFC的勢力還較為單薄，雖然IFC是家投行，但是其作風更像個政府機構，辦事速度很慢。從摩根士丹利、高盛這樣競爭激烈的投行中成長起來的蔡金勇要適應半官僚的IFC需要一段時間。這位項目經理在30多歲進入IFC，也正由于IFC的效率和節奏問題，最終辭職離開。

　　此外，世界銀行集團內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才較少，“世界公民”和“中國公民”的雙重身份也將考驗蔡金勇。而朱民對此的體會則是“只有立足高遠，才是解決之道”。

　　國際金融舞臺刮起中國風

　　自上一輪危機以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一直希望自己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擁有更大話語權。今年7月1日上任的世行行長金墉也在多次接受媒體訪問時呼吁世行需要適應變化的世界形勢。

　　蔡金勇是金墉上任后第一位任命的官員。在世行集團內，同樣來自中國的經濟學家林毅夫于6月1日卸任。有消息稱，目前執教于哥倫比亞大學的華人經濟學家魏尚進在林毅夫接班人的名單中。

　　踏上國際金融舞臺并不容易。IMF副總裁朱民就感受頗深：“IMF工作面非常廣，每天要處理變化非常大的全球市場、全球各經濟體的情況，特別復雜。且工作高度技術化、高度政治化，高度外交化，所以對我個人是個很大的挑戰。”時至今日，他仍將IMF的工作稱為“學習的過程”。

　　而林毅夫過去4年在世界銀行的時間里，他沒有休過一天假，走訪了世行188個成員國中的60個。

　　1995年擔任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的中國人章晟曼在他的《先站住，再站高》書中寫到，“坐到副行長的椅子上之后，立刻感覺到了周圍狐疑的眼光。”而“十年世行生涯，我始終認為，自己真正的貢獻，不過是給中國人，或東亞人，開了一個‘堪稱其職’的先例。”

　　如今，世界需要中國，中國渴望世界。在這場金融危機后尤為明顯。正在到來的國際金融體系與治理機制改革，賦予了中國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空間。

　　不過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郭田勇認為，對比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目前在國際組織中的發言權還遠遠不夠。

　　IMF的份額改革遲遲未能順利推進，在世界銀行中，來自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聲音依然微弱。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期，美國和歐洲仍將是IMF的主導者，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對于國際金融秩序的“矯正”才剛剛開始。

　　李耀認為，當國際金融機構治理改革的時間窗口來臨時，中國要儲備更多引導國際金融話語權并有相應國際聲望的專業人士，這將是一段時期內中國布局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瓶頸。

　　“在拓展國際空間的同時，中國必須得練好內功，發展好國內經濟，畢竟國際舞臺上最終還是用實力說話。”郭田勇建議。

　　又一位中國人將在國際金融機構擔任要職。8月11日，世界銀行集團宣布，其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IFC)任命中國籍的蔡金勇為執行副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這是國際金融公司自1956年成立以來首次聘任中國人擔任CEO。

　　IFC現任執行副總裁兼CEO拉斯·斯耐爾是瑞典人，任職已六年。10月1日起，蔡金勇將接替其管理IFC日常業務。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IMF副總裁朱民、IFC執行副總裁蔡金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集團逐漸改變舊有規則的過程中，中國面孔和中國聲音越來越多，國際社會對“中國智慧”更加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