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國家紛紛要求將存放于國外的黃金儲備運回本國。瑞士右翼政黨要求進行投票謀求阻止央行繼續出售黃金，并拿回儲存在美國的黃金儲備；荷蘭的一個政黨也要求運回法國存放在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612噸黃金儲備；今年初，德國曾宣布將運回部分存放于美國和法國的黃金儲備。這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猜測。

　　對于喜愛陰謀論的人士來說，這些現象背后似乎體現了新時期“貨幣戰”的味道；對于認為黃金的貨幣金融屬性有限、早已走下神壇的人士來說，對此類行為則表示“嗤之以鼻”。

　　無論如何，部分國家央行把黃金儲備運出美國，客觀來說其真實沖擊和影響很有限。但是，卻也反映了處于當前全球經濟的動蕩年代，在次貸危機、歐債危機的連續沖擊下，全球貨幣信用體系已經變得日益脆弱。

　　回顧本世紀初，跨越新千年的危機挑戰之后，全球經濟迎來高速增長期，經濟金融一體化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主題。然而，在接踵而來的泡沫破滅與危機中，美元、歐元等主流貨幣的地位急劇衰落，發達經濟體之間隔閡逐漸加大，主要央行間的信任開始瓦解。某種意義上說，這些都表明金融一體化潮流已戛然而止，一個貨幣金融“春秋”時代已來臨。之所以筆者開始覺得不應用“貨幣戰國”描述，是因為與中國歷史上相似，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仍然難以根本上動搖美元地位，真正的全球核心貨幣只有幾種，尚未進入戰國群雄紛爭的時期。

　　當然，如果未來各國能夠加強經濟和金融協調，弱化功利主義和機會主義心態，重新在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化模糊出新的共贏道路，則進入貨幣戰國時代的可能性就會減少。否則，可以預計，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金融體系崛起，以及發達經濟體的困擾不斷增加，未來全球經濟中的失衡矛盾會進一步體現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帶來全球信用的逐漸崩潰和貨幣亂局。

　　回到黃金問題上，對于德國來說，運回海外黃金儲備，可能一方面旨在增強對德國經濟的信心，維持歐元穩定，也是轉移公眾對國內問題的關注焦點；另一方面從長期來看，則似乎在為潛在的深層面危機，甚至是歐元區可能的崩潰在做準備。

　　應該說，德國的選擇，對于全球黃金市場和各國央行的黃金儲備策略，都會產生一定影響。一方面，黃金在國家層面的戰略意義和儲備價值，會更受到重視；另一方面，美國和紐約國際金融中心，不再是黃金儲備地的無風險選擇，對黃金儲備較多的國家來說，可能需要更主動和積極的策略調整。當然，從理論角度來看，在黃金以記賬交易為主的情況下，存放在何處對市場的影響應該有限。然而，在黃金儲備空間布局調整的背后，隱含著建立在信心與信用基礎上的全球貨幣體系開始動搖，各國的政策選擇逐漸難以用傳統思路來預測和解讀，從而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

　　2012年底中國黃金儲備居全球第六位，盡管尚無準確數據顯示中國存于海外的黃金儲備有多少，但在黃金儲備總規模有限，且需積極融入國際金融體系的背景下，中國并不一定要效仿德國。但是，既不能過度迷戀黃金的價值，又要充分重視黃金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拓展具有金融屬性的國內黃金市場健康發展，從而更有效地應對貨幣動蕩時代的競爭，是此事件帶給我們的有益思考。

　　進一步來看，我們不僅要改變過去的金融被動，在國際金融競爭中掌握更多的話語權，而且也要打破金融封閉，為融入將來的全球金融聚合做好準備，這就需要在促進金融國際化方面做文章。

　　之所以許多國家把紐約作為存放海外黃金儲備的首選地，除了安全因素，也是考慮這里有最發達的黃金交易市場之一。相比之下，我們看到在近兩年加強整頓的過程中，國內黃金市場的金融屬性始終難以發揮出來。雖然近期銀行間市場的黃金做市商機制逐漸顯現，但是距離國際化的黃金市場還非常之遠。在國際上，黃金市場除了現貨市場，還包括發達的黃金衍生品市場，包括標準化的場內交易品種和非標準化的場外交易品種。很多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早期都是先做黃金和外匯方面的交易，然后逐步發展到經營其他的金融衍生品。除了交易所市場，場外黃金市場是更重要的組成部分，這在我國還基本處于萌芽階段。由此來看，正如“筑巢引鳳”之說，在國內金融市場的“巢”仍未健全的情況下，還難以構造全球金融的大舞臺，也無法在貨幣戰國時代獲取更大的國際利益。

　　回到德國運回黃金的事件上，嘲諷者有之，疑慮者有之，但無論如何，這使我們認識到，在秩序喪失的金融動蕩年代，不能再迷信別人的權威，而應該充分練好金融“內功”，更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金融游戲規則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