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國家周刊報道 國際金融危機后，中美經濟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借助于一系列政策扶持和內在優勢，當發達國家經濟仍在努力掙扎時，中國經濟率先站穩企好，中美經濟似乎存在一點溫差。

　　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

　　美國經濟是否還處于低谷？如何實現中美之間的貿易再平衡？后金融危機時代中美經濟合作的熱點在哪里？就這些問題，《財經國家周刊》專訪了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院長厲以寧教授。

　　《財經國家周刊》：從近期一系列經濟數據來看，美國經濟似乎還停留在底部區間，就業問題也不理想，在從危機到復蘇的過程中，美國經濟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厲以寧：經濟增長的周期跟就業的周期是不對稱的，經濟滑坡在前，上升也在前，就業問題滑坡雖然晚一點，但是上升是更晚的。美國從經濟角度看，是起來了，但是它的就業問題一直很嚴重，最近才稍稍有點好轉，這是第一點。

　　第二，美國的金融領域還不知道接下來會出什么問題，這是很難預料的。比如說最初的危機是兩房（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大公司）危機，后來是雷曼銀行，現在又出了高盛事件，每次這種事件出來對它都是有影響的，影響的是人們的信心。

　　第三，美國跟西歐之間的關系是相當密切的，希臘危機出來后對美國經濟也有影響，希臘的影響可能還小一點，但下一個（發生危機的國家）是誰呢？下一個國家出問題后同樣會拖累美國經濟，直至影響美國的政策。

　　就業問題還很嚴重，信心因為金融監管方面出了問題而受影響，再加上國際因素的輻射，在這樣一種形勢下，美國經濟雖然起來了，但是沒有奧巴馬原來所設想的那么快。

　　《財經國家周刊》：你覺得美國的這種經濟現狀還要持續多長時間？

　　厲以寧：現在因素是不能確定的。假定西歐經濟進一步惡化的話，會影響到歐元的地位，再就是影響到美國的經濟。所以現在還在觀望之中。

　　《財經國家周刊》：在外界輿論看來，人民幣匯率問題很可能成為本輪中美經濟對話的一個焦點，你如何看待美方對人民幣匯率的態度？

　　厲以寧：如果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是一種壓力的狀態，給中國施壓的狀態，那么中國是不會屈服的。

　　你說我操縱匯率，你的根據呢？我們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那就表明了我們并沒有受政府的直接操縱，所以這個指責是沒有道理的。而且國際上所用的購買力平價學說也好，或者均衡匯率理論也好，實際上這些都不能夠說明中國的匯率是在操縱之下的。

　　人民幣有來自國內的升值壓力，我們要考慮這一點。國內壓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會引起國際熱錢流入中國，于是資產市場就被人們所注意，而資產價格的哄抬對中國經濟是不利的。當人民幣升值了，就沒有升值預期了，沒有升值預期，國際資金就不會大量再向中國流了，這就是說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害處大于人民幣升值的害處。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人民幣不是不可以升值的，兩害相權取其輕，這是第一個考慮。

　　第二個考慮，人民幣不升值的話，實際上對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利。如果人民幣升值的話，中國企業到國外去收購更容易。這是第二個壓力，大家都呼吁要走出去。

　　第三個考慮，人民幣升值會迫使企業加快自主創新、經濟轉型，就是說告訴企業，你想跟過去一樣躺在人民幣不升值的基礎上，這個日子已經不多了，你趕快抓住這個時間來自主創新。

　　所以人民幣升值不是沒有可能的。

　　《財經國家周刊》：那么，現階段是否要考慮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人民幣升值會有怎樣一個過程？

　　厲以寧：我們要考慮的是，人民幣不升值會帶來什么問題，升值又會帶來什么問題，各自的弊端在何處？

　　（人民幣）升值是兩種升值，一種是大步升值，這是不可取的。大步升值或者說一步到位都是行不通的，你知道“位”在什么地方？誰也說不清楚“位”在什么地方。而且，人民幣大步升值，國內準備是不夠的，這樣的話會給企業突然襲擊，很多企業會被拖垮。

　　比較可取的是小步升值，小步升值怎么做呢？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管理的上下限放寬一點，這個還是由市場來定，擺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小步升值可能對中國更好。

　　如果認定小步升值可取，再與不升值比較，兩害之間取其輕，然后就是時間節點的選擇。具體（升值）時間的問題，還要綜合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因素來定。

　　《財經國家周刊》：在2010年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中美經濟的再平衡是提前釋放出的重點話題。有人覺得中國的高儲蓄率是導致中美關系失衡的一個根源，你認同嗎？要實現中美經濟的再平衡，中美雙方各自需要承擔怎樣的責任？

　　厲以寧：這是兩方面的問題，不能只怪中國。

　　美國在高技術進口方面有限制，你在高技術進口方面放寬一點，問題不就解決了嗎？這個責任不在中方，在美方。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還在進行，儲蓄率高能怪中國老百姓嗎？（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跟美國是不一樣的，中國的消費觀念跟美國也不一樣，所以說高儲蓄率不能夠作為一個理由，因為這是由中國的國情所決定的。

　　從經濟失衡方面來看，美國人應該更多考慮把什么東西賣給中國人。中國急需的高技術產品你都限制出口，還怎么埋怨中國？你多賣一些現在被限制的高技術產品給我們的話，這個（經濟失衡）問題馬上就解決了。

　　《財經國家周刊》：在此輪國際金融危機結束后，中美之間的經濟關系較危機之前會發生什么變化？中美之間合作的熱點在哪里？

　　厲以寧：中美之間的經濟要點最要緊的是兩個方面。

　　一方面中國希望能從美國那里得到中國所需要的一些產品，包括技術裝備這樣的產品，這個是今后可以合作的。

　　另一方面，中國仍然是一個需要外國投資的國家，投資中國的大門始終沒有關閉，而且一直是敞開的。中國的投資環境是日益改善的，你要是看中中國潛在的國內市場來投資，那你就要符合中國的產業政策。

　　除這兩方面以外，經濟交流往往和人力資源的交流是結合在一起的，所以雙方應該交換更多的留學生，允許更多的專家互相聘任工作，這都是人才交流的重要方面，這個對促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兩國的經濟合作，都是有好處的。

　　《財經國家周刊》：早有一些經濟學者揣測中美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問題，在近期的《時代》周刊上，更是發出了“鷹可以擁抱熊貓嗎”的設問。你怎么看待這一問題？

　　厲以寧：只要符合互惠互利的原則，不一定非要熊貓和鷹擁抱在一起，那樣只是漫畫式的語言。

　　中國對外始終是友好的，從互惠友好形象來講，擁抱也好，不擁抱也好，只要符合雙方互惠的原則，符合雙方友好的原則，這樣就好。

　　另外，需要強調一點，那就是有戰略眼光的美國政治家應該看到，跟中國保持互惠友好關系，對雙方長遠利益都是好的。（張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