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初的美債危機引發全球股災，其實質是美國財政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復合型危機重挫人們對世界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美債危機雖然使國際金融市場出現急劇動蕩，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上升，但也再次表明世界經濟重心正在東移，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新興市場在世界經濟版圖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這為中國大陸加速人民幣國際化、加快形成世界市場、提升國際經濟金融地位的提供了良好契機。兩岸應加快推動更緊密的經濟合作，防范風險，加強溝通，推動實現兩岸經濟強勁、穩定和可持續增長。

　　一、美債危機暴露出的問題

　　8月2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2011年預算控制法案》，計劃分三步提高債務上限2.1至2.4萬億美元，在未來10年分兩階段共減少赤字2.5萬億。美國雖然通過提高債務上限和制定長期減赤計劃而暫時度過了美債違約危機，但美聯儲次日發布將把超低利率政策維持到2013年的聲明，卻向世人發出了經濟前景悲觀的信號。接著信評機構標準普爾5日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等從AAA降為AA+，成為美國主權信用評等史上首度遭到降級，舉世震驚。美國主權債務問題暴露出財政危機、金融危機和經濟結構危機的深層次問題。

　　第一，財政舉債失調。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尚未平息，美債危機又起，令主權債務問題再度受到高度關注。美國自1917年設定國債限額以來，至今已提高了94次，目前美國的債務規模（14.58萬億美元）已經超過其GDP（2010年為14.53萬億美元）。高負債比例加上美國對擺脫經濟低迷狀態束手無策，使人們對其償債能力產生懷疑，進而動搖了人們對美國國家主權信用的信心，也為以信用為核心的、占全球流通貨幣量超過60%的美元體制敲響了警鐘。

　　第二，貨幣政策失效。為盡快擺脫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而采取的財政擴張政策也是引發美債危機的原因之一。當時美國為應對國內次貸危機的沖擊，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擴張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先后推出1.7萬億美元和6000億美元的第一輪和第二輪量化寬松（QE1＆QE2）政策。但寬松的貨幣政策并未能拉抬經濟、降低失業，反而對全球輸出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擴張的財政政策則因低水平就業引起的稅收減少而收不低支，赤字不斷增加最終引爆了債務危機。

　　第三，經濟結構失衡。無論是財政危機還是金融危機，其根源都是實體經濟的結構性危機。近30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眾多新興市場加入國際分工體系，生產能力大大增強，美國企業為增強產品競爭力而紛紛選擇外包，生產外移加之本國新興產業對就業的吸納能力不足，導致美國結構性失業增加，貿易逆差不斷上升，于是美國大量發行國債，使大量金融資本重新流回美國。可這種“中國搞制造，美國搞金融”的國際經濟循環是建立在美元信用基礎上的，一旦因經濟結構失衡過大造成美國債臺高筑而動搖美元信用，金融危機和財政危機都會接踵而至。這種經濟結構失衡引致的經濟低迷不同于經濟周期中的蕭條階段，是難以靠貨幣和財政政策工具解決問題的。然而美國似乎并未深刻認識到財政過度透支對信用體系的危害，迄今仍未放棄舉債刺激經濟的老路子。

　　二、美債危機對兩岸經濟的影響

　　美債危機前后，全球股市普遍暴跌，反映出美國債務風險和信用評級惡化嚴重挫傷全球經濟復蘇的信心，加上西方發達國家財政、貨幣等刺激經濟的政策工具已基本用盡卻不能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和經濟復蘇問題，為兩岸經濟發展前景也蒙上陰影。

　　第一，兩岸經濟增長前景不確定性增加。2008年中美兩國雖然建立了推動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共識，但美國顯然認為救經濟優先于調結構，也因此美聯儲這一次宣布2013年年中以前資金利率目標區間維持在0至0.25%，相當于“沒有QE3的QE3”。受短期內國際經濟結構失衡難以扭轉的影響，大陸的主要出口對象仍為美國，2010年大陸對外貿易順差1831億美元，其中對美順差1813億美元，約占總順差的99%，美國經濟疲弱對大陸經濟增長必然帶來負面影響，而產品最終市場仍在美國的大量臺資企業，尤其是資通訊產業也面臨沖擊。

　　第二，兩岸金融市場面臨更大波動。美債危機造成包括兩岸股市在內的全球股市動蕩，滬深股市由于此前已有較大跌幅，此次跌幅相對較小，臺股則一度遭受重創，跌幅全球之冠。7月底至8月8日，臺股跌12.63％，高于香港的8.69％、新加坡的9.57％和韓國的12.36％。以致臺灣當局開始動用“政府基金”進場護盤，才得以穩住形勢，但年底前的“萬點行情”已經基本無望。除直接金融市場外，間接金融市場的風險也引起高度關注。臺灣產品結構高度集中于高科技產業，銀行信貸也高度集中在這些產業和企業，公股銀行尤其如此，致使臺灣銀行業信貸集中度在亞洲數一數二。以面板業和信息電子業的龍頭企業奇美電子和鴻海為例，其銀行貸款今年8月初分別為3091億元和3070億元新臺幣，均逼近銀行對單一客戶信貸占凈值的15%的上限。如因產業不景氣導致企業還貸能力下降，可能會對銀行產生較大沖擊。

　　第三，兩岸金融資產面臨更大風險。2011年6月底大陸的外匯儲備余額已達3.2萬億美元，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1.9萬億美元又增長了70%。其中持有美國國債1.16萬億美元，占大陸外匯儲備的1/3，占美國總債務的8%，若再加上長期以來持有的房利美、房地美等企業債和有價證券，大陸外匯儲備高達70%是美元資產。因此美國債信被降低評等或者美元急速貶值，都會對大陸的金融資產造成損失。臺灣7月外匯儲備中美債占38%，約1534億美元，為美國境外第6大持有者，占美國總債務的1%。臺灣外匯儲備配置中以前只買AAA級債券，這次美債評等降級，使其外儲中首度出現“非3A”級債券。

　　第四，兩岸控制物價形勢更加嚴峻。美債危機后大量西方市場資金涌入包括兩岸在內的亞洲新興市場，會增加兩岸控制物價上漲的難度。管理通脹預期是大陸當前的主要經濟目標。今年以來大陸物價水平持續高位運行，7月CPI同比上升6.5%，歷史上看屬于較高增幅。1978-2010年，大陸CPI年均上升5.56%，今年上半年CPI上升5.4%。其原因，除貨幣流動性充裕、前期自然災害、資源性產品以及生產要素價格上漲等因素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國際輸入性較強。美債危機前后，由于不看好美歐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大量資金從市場中撤出，并由發達國家涌入新興市場，加劇通脹預期。俄羅斯、印度、巴西的消費價格指數6月份也分別上漲9.4%、8.7%和6.7%。雖然普遍認為大陸物價快速上漲已經接近尾聲，但美債危機無疑又加大了控制通用預期的難度。臺灣近年來物價平均漲幅不大，今年上半年CPI上漲1.45%，全年預估1.89%，但在美債危機后，達到2%以下的物價上漲率目標難度也增大。（上）（本文作者朱磊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 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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