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汪辜會談”。會談雙方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簽署了《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協議》、《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四項協議。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王英津今日在華廣網刊文指出，回顧1993年“辜汪會談”前后的歷史以及隨后兩岸關系的演變，我們可以得到很多處理兩岸關系的經驗與啟示。
全文內容如下：
1980年代以來，隨著兩岸交流與交往的擴大所衍生出來的各種問題日益增多，為兩岸關系的發展增添了許多困難和麻煩，亟待解決。雖然海基會和海協會成立后，雙方就上述問題進行過多次商談，但由于種種原因，進展遲緩，因而有必要由兩會高層次負責人直接坐下來進行商談，以早日解決相關問題。為此，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終于促成了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次“汪辜會談”。會談雙方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簽署了《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協議》、《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四項協議。
“汪辜會談”是兩岸自1949年以來民間團體高層人士的首次正式接觸，是兩岸關系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對這次會談給予高度評價：“汪辜會談”是成功的，是有成效的，它標志著兩岸關系發展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一步。兩岸及國際社會均對這次會談普遍給予高度評價，會談“具有相當深刻的政治意義”。前國臺辦主任陳云林指出：“汪辜會談”建立了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機制，啟動了經濟、科技和文化交流議題的磋商，為解決兩岸交往中衍生的具體問題、促進兩岸交流與合作開辟了道路，為雙方加強合作、共謀發展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對促進兩岸關系的良性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
回顧1993年“辜汪會談”前后的歷史以及隨后兩岸關系的演變，我們可以得到很多處理兩岸關系的經驗與啟示：
首先，堅持“九二共識”。“汪辜會談”的政治基礎是“九二共識”，“九二共識”的核心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雙方有了“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和立場，就可以擱置爭議，就能保證兩岸關系能夠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倘若沒有“九二共識”，1993年的“辜汪會談”則不可能舉行。反過來看，會談也是對“九二共識”的進一步確認和鞏固。自“辜汪會談”以來的實踐表明，什么時候堅持“九二共識”，兩岸關系就和順發展；反之，什么時候部分臺灣人士歪曲、否認、違反“九二共識”，兩岸關系就會出現倒退。值此“汪辜會談”20周年之際，深刻認識“汪辜會談”和“九二共識”的密切關系，有助于兩岸同胞加深對“九二共識”的認識，進而有利于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
其次，堅持“求同存異”。“汪辜會談”的成功舉辦表明，只要能夠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其他什么問題都好解決。關于“一個中國”涵義之爭，既然兩岸暫時難以取得突破，則可以先將其擱置起來，“存異求同”。應該說，兩岸分裂分治幾十年，彼此存在分歧、甚至觀點相左，這都是可以理解的。盡管“汪辜會談”中雙方在有些問題上存有嚴重分歧，但由于雙方共同采取了擱置處理的方法，使得會談沒有因彼此差異而受到影響。通過會談使雙方充分了解了對方的立場和主張，這對后續商談、消除分歧、解決問題是十分有利的。誠如前國臺辦主任陳云林所說，“汪辜會談”是海峽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進行平等協商的一個成功的范例，體現了相互尊重、平等協商、求同存異的精神和建設性的態度。
再次，堅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據文獻記載，“汪辜會談”從會場的布置到會議程序的安排，兩岸兩會都十分注重談判地位平等和彼此相互尊重。相互尊重，不僅表現在形式上，更表現在對他方意見、觀點的重視上，不強加于人。據悉，在關于“汪辜會談”協議文本的名稱上，海協就先后提出過多達6個版本，供海基會考慮；最后雙方經多次磋商，才達成“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的名稱(參見周建閩：《“汪辜會談”十五周年回顧與思考》)。雙方坐下來會談本身就是平等的最好體現，沒有主從、大小之分。正如唐家璇在紀念“汪辜會談”10周年時所說，這次會議成功地樹立了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進行兩岸平等協商的范例，生動地說明了海峽兩岸中國人完全可以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找到雙方平等談判的適當方式，使得和平談判得到兩岸同胞的認同和支持。雙方在會談中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為后續各領域的互助合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例。
回顧“汪辜會談”以來的20年里，兩岸關系經歷了風風雨雨，從會談與協商的角度，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1991-1993年會談準備階段(相繼成立兩會)，1993-1995年為會談初始階段，1995-1998年為會談低迷階段，1999-2008為會談關閉階段，2008至今為會談重啟階段。20年來，兩岸關系雖然經歷了曲折，但總體態勢是前進的。
按照當時對“汪辜會談”的定性，其為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事務的會談，但不言而喻，這種以民間團體身份出現的半官方會談，在隨后20年來的兩岸互動中成為雙方溝通化解的橋梁，充分發揮了“白手套”的功能。兩岸對話或許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仍維持在“白手套”階段。“白手套”固然能夠起到一定的橋梁作用，但畢竟只是兩岸帶有“隔膜”的交往，如果兩岸關系要取得實質性發展，尚須摘掉“白手套”，直接“政治握手”。(王英津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