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爆發后的兩三年時間內，銀行信貸資金的投放可謂達到了極致。但投放給制造業的貸款卻遠不如政府融資平臺、開發企業和其他非生產性行業。由于信貸資金的天量投放，帶來了價格的快速上漲，制造企業的成本快速上升，效益急劇下降，形成了“兩頭擠壓”。
剛剛公布完畢的銀行中報顯示，截至6月末，16家上市銀行逾期貸款總額超過4300億元，較年初增長超過900億元。其中，五大國有銀行逾期貸款額較年初增幅全部超過10%，增幅較大的建行、工行分別達到了43.4%、38.1%。增幅相對較小的中行、農行，也分別增長了19.1%、15.72%。
而數據同時顯示，不良貸款行業分布主要集中于制造業和商貿企業，其不良貸款占總不良貸款的比重接近50%。
那么，如何看待制造業成為不良貸款“主力”、扮演不良貸款“主角”呢？
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金融危機的影響，導致內外兩個市場需求都大幅萎縮，制造企業普遍陷入困境，影響了資金的周轉效率，降低了資金的流動性，造成企業資金占用增加、還款難度加大、不良貸款增多。
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制造業不良貸款的攀升，也不完全是客觀原因和企業自身的原因，銀行信貸理念和策略方面的問題，也是制造業不良貸款攀升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首先，制造業貸款數量的增加與銀行信貸規模的擴大不協調、不同步，是造成制造業不良貸款攀升的深層原因。眾所周知，金融危機爆發后的兩三年時間內，銀行信貸資金的投放可謂達到了極致，3年不到的時間，向市場整整投放了20多萬億元貸款。但是，投放給制造業的貸款卻遠不如政府融資平臺、開發企業和其他非生產性行業。由于信貸資金的天量投放，帶來了價格的快速上漲，制造企業的成本快速上升，效益急劇下降，形成了“兩頭擠壓”。那么，還有多少制造企業能夠承受呢？又如何不出現不良貸款上升的現象呢？
第二，銀行在信貸風險的防范上政策不統一、不對等，也是造成制造業不良貸款攀升的重要原因。我們注意到，在實行寬松貨幣政策、信貸資金天量投放時，制造業沒有得到相應的資金支持。相反，在貨幣政策緊縮時，銀行卻把收貸和防范風險的重點都放到了制造企業身上，絕大多數制造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都或多或少地被銀行壓縮了貸款規模，形成只收不放或多收少放，使原本就資金很緊張的制造企業更加難以運轉。最終，只能逾期不還或難以籌集資金償還。相反，對政府融資平臺和開發企業，銀行卻很少收縮貸款規模。尤其是政府融資平臺，不僅沒有收貸，反而在明里暗里的予以支持。這樣的經營策略和手段，怎能不造成制造業不良貸款的增加呢？
第三，稅收政策的越來越嚴、稅收強度的不斷加大，則是造成制造業不良貸款攀升的外在推力。雖然中央一再號召要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減輕企業負擔。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樓市調控政策的出臺，“土地財政”的依賴性大大降低，地方政府為了運行需要，加大了稅收征管力度。在企業效益普遍下降的情況下，稅收收入卻不降反升，稅收增長速度仍然遠高于經濟增長速度、企業效益增長速度。從近日剛剛公布的民營企業500強，利潤和稅收基本持平，也可以看出制造企業的稅收負擔有多重。在這樣的情況下，制造企業也就不得不將經營資金用來繳稅、繳費，出現不良貸款，也就非常自然了。
最后，融資成本過高，制造企業實際可利用的信貸資金規模變小，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因為，絕大多數制造企業獲得的銀行信貸資金，融資成本都在法定利率兩倍以上。在企業經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有多少企業能夠承受如此高的融資負擔呢？
總之，對制造業成為不良貸款攀升的“主力”和“主角”，決不能只從企業身上找原因，不能只把不良貸款上升看作是企業不講誠信。而應當更多地從外部環境上找問題，從而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幫助企業提高信譽，最終幫助銀行化解信貸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