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艱難復蘇 未來難進入高增長周期

　　中新網12月20日電據香港《經濟導報》報道，截至今年第三季度，美國經濟溫和復蘇態勢依然持續。隨著樓市、就業市場和銀行信貸情況有所改善，對經濟前景的信心逐漸恢復，全年應會保持緩慢增長。中銀(香港)經濟研究員蘇杰刊文指出，展望來年，基于全球復蘇的基本趨勢不會逆轉、美國自身機制比較靈活以及獨特的危機轉嫁能力，經濟增長總體上可望延續今年溫和復蘇軌跡。但是，鑒于美國仍然面臨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今后一個較長時期或都難以進入趨勢性較高增長周期。

　　今年首三季度數據顯示經濟持續改善

　　顧美國今年首三季的經濟表現，GDP按季增長分別為3.7%、1.7%和2.5%，反映出經濟溫和增長態勢逐漸企穩。從各組成部份來看，個人消費開支對GDP的貢獻從第一季的1.33個百分點提升至第三季的1.97個百分點，政府開支則從第一季的-0.32個百分點增至0.81個百分點。目前的美國經濟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一、刺激政策效應仍在持續。美國經濟去年第三季首現正增長，其中的主因即是應對危機的一系列財稅優惠措施與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雙重刺激作用。今年這樣的情況依然延續。在美聯儲維持購買國債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奧巴馬于今年9月推出了包括加強基建、鼓勵投資與創新在內總額達6,500億美元的第二輪刺激計劃。11月初，美聯儲推出QE2，進一步擴大量化寬松資金規模。持續加碼的刺激政策，通過保持金融市場的充足流動性為實體經濟領域提供支持，更為消費者和企業注入一種信念，增強未來向好的預期，從而擴大消費與資本投資。

　　二、經濟基本面穩步恢復。今年以來ISM制造業與非制造業兩大指數分別處于54~61、50~55區間，顯示整體經濟活動延續擴張趨勢。預示經濟前景的領先指標連續四個月上升。其中，10月份的平均工時、制造業新訂單、建筑許可、股票市場、貨幣供應、消費者預期等六項分類指標均有所增強。另外，工業生產、工廠訂單等指針近期也擺脫了年中下滑的趨勢，重回上升軌道。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負貢獻也逐漸收窄。

　　三、私人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作為歷來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七成以上的部份，私人消費對美國經濟復蘇的拉動作用愈加明顯。今年以來會議局與密西根大學消費信心指數雖然有所波動，但近期走高趨勢日漸明朗。零售市場在年中短暫低落之后，已經連續四月上揚。10月零售額按月上升1.2%，創下12個月以來的新高。隨著個人收入與支出回復增長，加上年終銷售旺季來臨將會進一步推動私人消費增長。

　　四、樓市、就業市場改善跡象并不穩定。作為是次金融危機的引爆區，今年以來房屋市場總體表現仍然疲弱，但新屋動工及新屋、二手屋銷售等指標在政府稅收優惠政策退出后仍出現過斷續反彈。最近公布的一些數據為樓市前景帶來一線曙光：據RealtyTrac，10月全美房屋止贖數量月比下降4.39%，貸款機構當月止贖數量按月下降9%；商業地產方面，穆迪和 Real Estate Analytics指出，商業地產價格在9月份按月上升4.3%，漲幅創歷史紀錄。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數據也顯示，今年第三季商業地產指數連續四季按季上升至42.6。就業市場今年仍延續失業率高位徘徊的情況，但在私人部門就業人數增加數月之后，10月非農職位首次呈現正增長，而首次和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也曾連續出現下降。但最新11月的非農職位增長大幅低于預期，失業率更是攀升至9.8%，顯示就業市場改善仍然緩慢。

　　五、銀行業延續好轉勢頭。根據FOMC最新公布的經濟褐皮書顯示，目前美國大部份地區銀行表現漸趨穩定，商業與工業信貸活動持續改善。從FDIC的第三季銀行業數據來看，雖然問題銀行數量達到860間，但同期凈利潤達145億美元，利息收入增加81億美元，為貸款損失撥備349億美元，創2007年第四季以來的最低水平，貸款總額較危機前同期減少68億美元。剔除新金融監管條例中限制銀行向零售商收取信用卡和借記卡使用費的因素，今年以來銀行業績普遍轉好，利潤持續大幅增長，信貸緊縮有所松動，商業借貸趨于正常。

　　六、通脹持續低位徘徊。從今年CPI的表現來看，按年增長始終在1%左右徘徊，遠低于官方通脹目標的2%。其中，最新核心CPI同比增幅僅為0.6%，創歷史最低。在環比方面，除能源、醫療與房屋價格之外，其余分類指數皆持續下滑。持續走低的通脹水平，其實反映出深受重創的美國經濟雖然目前復蘇情況較預期為好，但整體商業信心和經濟前景仍然面臨不確定因素。

　　最近，美國通用汽車重啟上市籌資高達231億美元，躍居全球規模最大IPO，踴躍認股的氣氛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美國經濟向好的趨勢。總體而言，盡管樓市、就業市場以及銀行信貸的改善跡象能否持續仍有待進一步關注，今年美國經濟應會延續溫和復蘇態勢，諸多領域的回暖表現也會為明年經濟發展的基調提供支持。

　　影響明年美國經濟的一些不利因素

　　QE2對經濟復蘇的作用尚需觀察。從QE1的實際效果不難發現，貨幣政策刺激作用更多地體現在股市、大宗商品市場等虛擬經濟領域，對實體經濟的拉動作用會隨著時間而逐漸失效。QE2目前已經出現一些負面的苗頭。在利率方面，宏觀經濟的總需求對于長期低利率的敏感度經過是次危機應對之后已經大為降低，住房市場在按揭利率處于歷史最低的情況下并未出現趨勢性反彈；在匯率方面，美元長期貶值趨勢雖然使企業在出口競爭力方面有所提升，但貨幣糾紛、資本控制問題相伴而生，大宗商品價格投機性上漲對消費者可支配性收入產生擠出效應，反而會削弱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政治生態變化會對現有政策造成一定影響。占據眾議院多數席位的共和黨在財政稅收政策、醫療與金融改革以及能源氣候立法上的不同取態，必然導致兩黨經濟政策博弈，使政府在保持財政刺激支持力度、推動原有改革進程以及催生經濟增長新動力方面遇到更大挑戰。

　　美國經濟有望持續低度溫和增長

　　展望來年，盡管面臨諸多結構性矛盾及現實困難，但經濟低度溫和增長態勢料會持續，全年GDP增長或會在2.53%區間浮動。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慮：

　　一是全球復蘇的基本趨勢不會逆轉。其中，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由于受此輪危機直接沖擊較小，經濟維持較快增長的因素沒有發生變化，必將發揮重要的帶動作用。歐洲經濟雖然屢受部份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影響，但德、法、英等大國目前經濟復蘇基礎相對穩定，歐盟救助機制的逐漸成形也有助于市場信心的回穩。日本經濟在飽受日圓升值和通貨緊縮威脅的情況下，仍然延續低速增長的趨勢。世界經濟二次衰退的可能性較低，IMF預測全球經濟明年的增長率為4.2%。因此，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其經濟低度溫和復蘇的勢頭仍可維持。

　　二是美國自身機制比較靈活。美國在推崇自由企業制度的同時，政府也會根據短期經濟形勢，運用財政和金融手段對再生產采取靈活干預的調控。從迄今為止美國防止經濟持續下滑風險的政策表現來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自我修復功能和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應變調整能力總體奏效。另外，歷史上形成的開放包容型文化特征也有助于及時作出政策調整。如美國率先提出推動科技創新、綠色產業發展等經濟新增長點，借鑒新興國家經驗力求重振制造業、促進出口擴大政策以及排除阻力通過金融改革法案等。事實證明，作為危機始發地的美國，目前其經濟基本面的表現遠勝原本以為受沖擊較小的歐洲，主要是體制因素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是美國擁有獨特的危機轉嫁能力。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統計，過去60年來美國遭遇了十次或大或小的經濟危機，但每次危機美國都安然度過，并在危機過后顯得愈發強大，這主要得益于其借助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化解危機的能力。以目前的美元體系為例，近年來美國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向全球輸出風險，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負面效應愈發嚴重。一方面，美元由于本輪危機及經濟增長持續放緩而呈現長期貶值趨勢，已經淪為CarryTrade的主要工具；另一方面，雖然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聲浪此起彼伏，但美元的國際地位短期內難被替代，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及其它突發事件爆發時又繼續發揮避險貨幣功能。從“貨幣戰”到QE1、QE2，美聯儲連續開動印鈔機，以“私人債務國家化”，然后將“國家債務國際化”，通過貨幣貶值和輸出通脹化解債務，化解本國經濟累積的過度負債問題的意圖十分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鑒于是次危機所暴露的結構性問題的復雜性，以及化解這些問題的困難程度之大，美國經濟很有可能在今后三至五年的較長時期都會處于緩慢增長的調整階段，難以出現趨勢性的較快增長。

　　首先，美國經濟面臨深層次的去杠桿化進程。以虛擬經濟主導的高負債、高消費模式在后危機時代難以為繼，從私人部門、金融系統到政府均面臨系統性的去杠桿化進程。從近期美國個人儲蓄率增長趨勢來看，今年10月已升至5.7%，原來主要依靠信貸透支、不計后果的超前消費習慣被迫向主要依靠實際收入轉化，而經濟增長目前還難以實現收入的迅速回升。由于危機前房地產、股票及其它金融資產占個人財富增長的比例很高，私人部門去杠桿化也必然面臨資產、業績縮水問題。在金融領域，業已通過的新金融監管條例在限制金融風險、避免泡沫滋生的同時，短期內會扼制銀行業擴張，削弱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在政府層面，刺激性財政與貨幣政策引發的龐大預算赤字與公共債務累積，使財政赤字占GDP比例計劃從目前的8.9%減至2013年的4.3%成為艱巨任務。消費緊縮、信貸緊縮與財政緊縮狀況的持續，必然減弱短期經濟增長力度。另外，從1970~2000年的歷史經驗來看，美國經濟的重大結構性調整均歷經五至十年時間，其間經濟增速難以達到趨勢性較快增長。

　　其次，美國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仍待挖掘。盡管美國近年來大力推動新能源與生命科學的發展，但經費缺口與人才流失導致其全球技術開發中心地位有所弱化。一方面，巨額財政赤字導致科研投資不足。綜合布魯斯學會的數據與歐盟2010年投資報告顯示，美國科研投資比往年下滑5.1%，非軍事研發投資(以實際美元價值水平衡量)比1980年減少了33%。另一方面，“9.11”后美國的反恐防御戰略導致對外來移民的排斥以及移民、留學政策的趨于保守，加劇了外來高技術人才在就業機會、生活質量和移民入籍等方面的限制，出現人才回流現象。據美國杜克大學對1000名在美國工作的有博士學位的外國移民調查顯示，只有不到15%選擇留下。未來五年內，返回中國和印度的移民將分別達到10萬人。由于科研成果產業化進程至少需要三至五年時間，在新經濟增長點短期內難以突破的情況下，勞動力成本又限制了傳統制造業重組的競爭優勢。另外，目前跨國企業的全球化利潤也難以發揮對本國就業的直接拉動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