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中國經濟直面“信貸適度增長”

　　如何保持國內銀行信貸的適度增長,這是今年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因為按年率推測,今年銀行信貸增長將可能超過去年。遏制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就必須深化銀行體系改革,并構建起對商業銀行經營者合理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

　　遏制國內銀行信貸的無限擴張,這是今年中國宏觀經濟管理所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因為,市場預期今年1月份銀行信貸增長將明顯超過1萬億元。如果按年率推測,今年銀行信貸增長將可能超過去年。信貸增長過快,無疑將加大今年通脹壓力。因此,如何保持國內銀行信貸適度增長,這個問題非常值得關注。

　　事實上,監管層在今年年初曾想調整去年以來銀行信貸的過快增長勢頭,并要求各商業銀行要“均衡放貸、按照節奏平滑放貸”,但事與愿違,今年1月份的銀行信貸數據預計將超過去年同期水平。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一種觀點認為,由于商業銀行預期央行將逐步收緊信貸政策,所以希望趕在政策收緊前盡可能多放貸,搶占更大的市場份額。但也有觀點認為,去年下半年貸款收縮,使得許多項目的后續貸款沒有完成,從而導致了今年1月份銀行信貸激增的可能性。

　　不過,在筆者看來,這只是看到了問題的表象,并沒有觸及問題的本質或根源。要想有效根治國內銀行信貸無限擴張的頑疾,真正做到“均衡放貸”,還得從深化中國現代銀行體系改革方面入手。

　　盡管現代銀行看上去有明確的產權界定,如由確定的股東組成,但現代銀行產權的終極意義則表現為它是一種社會公共品。因為,央行是現代銀行的最終貸款人,當商業銀行出現問題時,往往最終會由央行來買單或予以一定的救助。比如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就是用納稅人的錢來拯救深陷危機的商業銀行。這表明,現代銀行具有嚴重的外部性,即一家銀行出現危機,便會影響到其他銀行及其他相應的當事人。

　　正是現代商業銀行具有這樣的外部性特征,也很容易導致銀行經營者及管理者會過度使用現代銀行體系資源,以謀求暴利或轉嫁自身的經營風險。以美國為例,許多商業銀行都通過各種復雜的金融交易與金融產品,來牟取暴利,但卻把銀行經營留下的巨大金融風險轉嫁并由社會來承擔。這是引發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所在。

　　因此,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并一直在致力于改革美國現有銀行體系。除了去年12月美國眾議院通過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外,今年年初奧巴馬總統又提出了所謂的“金融監管新政”,包括嚴格限制大型金融機構的規模及經營范圍,各大銀行將不得經營對沖基金及私募業務等內容。也就是說,美國正試圖通過銀行體系改革來限制銀行經營者過度使用這個具有公共性特征的現代銀行體系資源,限制或約束銀行業運作成本的社會化及運作收益的私人化。

　　相比之下,國有銀行在中國銀行(601988,股吧)體系中占了主導地位,這個問題也顯得較為突出。與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一樣,國內商業銀行也利用了去年年末政策擴張的種種理由,通過充分利用現代銀行體系資源來為自己謀求利益,但卻把問題轉嫁給了市場或社會。比如,當過度信貸擴張導致銀行資本金不足時,它們就試圖通過從股市中圈錢予以彌補。

　　另外,當去年年末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由“從緊”轉向 “適度寬松”后,國內各商業銀行相繼采取了一系列激勵政策,仍有充分利用現代銀行體系資源之嫌。比如,對商業銀行的信貸人員進行信貸擴張給予過度的激勵政策,將獎勵金額與貸款增長額度直接掛鉤。在這種激勵政策下,銀行信貸人員的“放貸”自然會更強調貸款的數量而不是貸款的質量或利潤。這是導致去年國內銀行信貸之所以會出現過度增長的根源所在。

　　從這個角度分析,要想從根本上治理當前國內商業銀行的信貸過度增長,我們就需要繼續深化國內銀行體系改革,構建起對商業銀行經營者合理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例如,可以從科學地調整國內銀行業的激勵方式、全面檢討現有商業銀行經營者業績的考核標準,特別是要科學、合理地界定銀行高管的薪資等方面入手。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保證今年銀行信貸的適度、平滑增長。

　　事實上,在強調深化銀行體系改革的同時,我們還需要加強對國內商業銀行信貸擴張行為的有效監管,特別是要關注銀行信貸過度擴張可能產生的負公共效應,即銀行信貸過度擴張將加大中國經濟的通脹壓力。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