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突出以人為本

　　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指出：“我們只有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才能實現我們黨對全國各族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表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深入理解、全面貫徹這一重要精神，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突出以人為本，對于打贏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場攻堅戰和持久戰具有重要意義。

　　以人為本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堅持的核心理念

　　在新階段，應把以人為本作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核心理念。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分析。

　　從理論角度來看，以人為本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項基本原則，追求人的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價值取向。雖然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不可能完全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但促進人的發展是我們必須承擔的歷史使命。我們黨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是與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一脈相承的。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實踐，它的核心理念當然也應當是以人為本。

　　從現實角度來看，堅持以人為本是擺脫以GDP增長為中心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現實選擇。我國提出“轉方式”并非自今日始。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10多年來，“轉方式”雖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總的看還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其深層根源在于，舊的發展理念和體制還在慣性運作。這里的要害就在于過度看重GDP的增長，甚至將其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并與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評價緊緊聯系在一起，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傳統經濟發展方式。GDP作為一個對物質因素進行統計的概念，在經濟增長核算中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但它無法衡量人的發展及其福利狀況。只有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才能走出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困境。

　　從未來趨勢來看，堅持以人為本是適應新階段人的需求變化的必然要求。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國已基本解決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正在從以滿足人的生存需要為主要訴求的“生存型”階段轉入以追求人自身發展為主要訴求的“發展型”新階段。在新的發展階段，人民群眾的需求越來越具有多樣性、提升性和可持續性。只有堅持以人為本，才能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的新要求，滿足人民群眾過上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生活的新期待。

　　從促進人的發展角度把握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著力點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經濟社會的諸多方面。從促進人的發展角度看，應把握四個著力點。

　　需求結構方面，重在提高居民消費率。消費率，就是消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橫向看，2007年我國的消費率為49%，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個百分點左右，不僅低于處于較高發展階段的發達國家，而且低于處于相同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如同為“金磚四國”的巴西、俄羅斯和印度，2007年消費率分別為75.7%、67%和64.9%）。再看居民消費率。據世界銀行統計，2007年中等收入國家（經濟體）這一指標為60%，而我國僅為34%，差距達26個百分點。從縱向看，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消費率呈持續下降趨勢，從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8年的48.6%，降低了13.7個百分點；其中居民消費率從2000年的46.4%下降到2008年的35.3%，下降了11.1個百分點。可以看出，與人的發展直接相關的居民消費率處于低迷狀態。這說明，存在居民消費需求被不合理抑制的問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要發揮我國國內市場潛力大的優勢，建立健全消費大國的體制基礎，進一步釋放居民消費需求。

　　產業結構方面，重在提高服務業比重。在產業結構中，服務業（第三產業）與人的發展型需求直接相關，特別是其中的教育、健身、文化、創意、研發、旅游等與人的發展緊密相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服務業大體以略高于GDP增速的態勢增長，2001年—2008年服務業年均增長10.8%。但從總體上看，服務業發展滯后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變。從橫向看，我國服務業比重依然偏低。據世界銀行統計，2007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國家（經濟體）為72%，中等收入國家（經濟體）為59%，而我國只有40%。從縱向看，我國服務業比重的提升還比較慢。2008年與2000年相比，服務業的比重從39%上升到40.1%，8年僅上升了1.1個百分點。這與人民群眾多樣性和可持續性的需求有明顯差距。如果經過努力，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每年增長1個百分點左右，經過10年達到GDP的50%以上，那么，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就會再上一個新臺階，人的自身發展和價值實現也會擁有更為廣闊的舞臺。

　　投入結構方面，重在抓自主創新。改善投入結構的核心是解決由粗放到集約轉變的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是科技創新。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增長的源泉問題，而且涉及“人的主體性”的釋放。當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興起，不僅推動著經濟發展，而且重塑著人自身。伴隨著信息經濟的推進，一代“新人”開始出現，他們思維活躍、喜歡變革。從我國的實踐看（例如北京中關村的高新技術園區），在探索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中，一批“新人”也開始崛起。這批“新人”既是科技專家，又是企業經營者，不少還是人文學者。現在，我國正面臨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型，創新的空間相當巨大。下一步，應該積極打造創新高地，提高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這一歷史進程將塑造千千萬萬個創新主體。

　　可持續發展方面，重在抓減排治污。減排治污不僅是生態環境問題，而且涉及人的生存和發展，關系人們能否喝上清潔的水、呼吸上清新的空氣。近年來，我國清潔發展、環境治理取得了明顯成效，但環境污染事件仍時有發生，需要引起高度重視。最近我國政府宣布，到2020年單位GDP的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這既是我國對國際社會作出的鄭重承諾，也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艱巨任務。我們應努力建設以低碳為特征的產業體系和居民消費模式，建立一套完整的“環（境）安（全）健（康）（ESH）”機制，讓人民群眾過上生態良好的綠色生活。

　　從促進人的發展角度強化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支撐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要有相應的體制支撐。從促進人的發展角度看，應重點推進四個方面的體制改革。

　　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提高居民消費率，進一步釋放居民的消費需求，就必須調整分配結構、改革分配體制。這涉及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和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問題。在收入分配領域，近年來出現了勞動者工資報酬比重下降的趨勢。因此，應正視勞動力價格被低估和扭曲的問題，積極構建勞方—資方—政府三方工資協商談判機制，為使勞動者有尊嚴地工作和生活提供制度支撐。同時，近年來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政府和企業的收入比重則有所上升。因此，應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作為重要目標，切實加大政府調節力度，通過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完善包括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在內的公共產權收入再分配制度并相應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和政府投資結構，增加全民福利。

　　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8年的45.7%，城鎮人口從1.72億人增加到6.07億人。但這6.07億城鎮常住人口中，有大量進城多年且有穩定職業的農民工因沒有城鎮戶口而無法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可以將這部分農民工作為戶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讓符合條件的農民工率先轉變為市民。應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落戶條件，逐步解決農民工在城鎮的就業和生活問題，逐步實現農民工在勞動報酬、子女上學、公共衛生、住房租購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這樣，既可以通過城鎮化帶動經濟發展，又可以使農民工在市民化過程中提高自身素質。

　　構建環境產權制度。建立以低碳為特征的產業體系和居民消費模式，不僅需要相關的政策引導和技術保障，而且需要相應的制度安排。在現實中，對于環境污染的治理有兩條思路：一是由政府進行干預，如對排污者征收環境污染稅等；二是通過完善產權關系來解決環境污染等外部性問題。對于前一條思路，人們比較熟悉、比較重視；而對于后一條思路，人們比較陌生、比較忽視。這主要是由于長期受到“環境無產權”觀念的影響。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確立環境產權能夠更有效地治理環境污染。應當建立環境產權制度，形成環境補償機制，用產權制度來規范環境創造者與環境受益者、環境損害者與環境受損者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而為全體社會成員過上低碳生活提供制度保障。

　　實現政府職能轉變。以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為目標，政府職能轉變應當解決越位問題——從過多干預微觀經濟活動中解脫出來；解決缺位問題——更加重視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加快建立健全覆蓋全民的公共服務體系，全面增強公共服務能力。同時，加強反腐倡廉建設，推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合理調節社會利益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