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庫茲涅茨曾提出，一國的收入差距與經濟發展呈倒U型關系，即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收入不平等狀況會逐漸加劇；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收入差距會逐漸縮小。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的這一關系，也被稱為“庫茲涅茨曲線”。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實踐應驗了“庫茲涅茨曲線”的前半部分，即經濟發展帶來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和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那么，如何判斷目前我國收入差距的發展趨勢？綜合來看，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隨著中央調整收入分配關系舉措的不斷推出，我國正迎來收入差距變化的轉折點，但這一轉折還很不穩定，需要進一步的改革和政策支持。
收入差距縮小的拐點或已來臨
一國的收入差距主要決定于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城鄉各自內部的收入差距和城鄉之間的人口比重。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城鄉各自內部的收入差距縮小，收入差距比較小的城鎮地區的人口比重上升，都會帶動庫茲涅茨拐點的出現。當前，跡象顯示我國收入差距縮小的拐點或已來臨。
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縮小。據有關研究，我國收入差距約50%來自城鄉之間的差距，城鄉差距的走向對整體收入差距的變動起著決定性作用。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城鄉之間的收入比最近兩年持續下降，從2009年的3.33下降到2010年的3.23，進一步下降到2011年的3.13。城鄉收入比下降的背后，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速連續兩年超過兩位數：2010年為10.9%，這是近年來農村居民純收入增長速度首次超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2011年為11.4%，顯著地快于城鎮居民收入8.4%左右的增長。
城鄉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快于高收入群體。在社會各界收入普遍增長的動態條件下，只有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快于高收入群體，社會收入差距才有可能縮小。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十一五”期間全國城鎮居民五等分收入組的收入增長出現差異性的變化，2010年城鎮居民低、較低、中、較高和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比2005年增長89.3%、89.3%、87.4%、84%和79.7%。城鎮低收入組收入增長快于高收入組，意味著城鎮內部收入差距在縮小。農村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也出現同樣的趨勢。2010年農村居民按低、中低、中等、中高和高收入戶分組的人均純收入分別比2009年增長20.69%、16.43%、15.98%、15.04%和14.05%。今后一個時期，雖然高低收入人群之間收入的絕對差距還可能拉大，但只要相對收入差距縮小的趨勢繼續保持，整體收入不平等程度就將得到改善。
城鎮化率超過50%。在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而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始終大于城鎮。這樣，人口從收入差距較大的農村向差距較小的城鎮遷移，就起到了減緩收入差距拉大的作用。未來，在持續的人口城鎮化與城鎮地區收入差距縮小兩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會整體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望縮小。
收入差距拐點出現的原因
人口轉型和劉易斯拐點來臨，勞動者工資迅速上漲。近幾年，勞動者工資上漲幅度較大，這是劉易斯拐點（勞動力從供大于求到供不應求的轉折點）出現的必然結果。由于我國人口出生率下降和老齡化加速，勞動人口比重開始出現轉折性變化。2011年15歲—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74.4%，比上年降低0.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我國經濟依然保持快速發展態勢，對勞動力的需求非常旺盛。一旦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大于勞動力的供給，勞動力的“價格”——工資自然會上漲。2004年沿海省份開始出現“用工荒”，現在已經擴展到內地省份。為了應對勞動力短缺，企業采取提高工人工資和福利待遇的手段以招聘到合適的工人。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意味著勞動者工資開始脫離“生存工資”水平，并持續保持上升態勢。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達到13708元，比2005年增長75.8%；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達到2431元，比2005年增長1.1倍。在城鄉居民工資都大幅上漲的同時，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增長快于城鎮居民，城鄉工資性收入差距趨于縮小。
勞動者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不同學歷勞動者之間的工資收入比穩中有降。根據2009年全國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我國粗文盲率下降到5.91%，新增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超過12.4年。教育的普及對教育收益率（每多受一年教育帶來的收入增長率）的變化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來市場取向的改革，使人力資本的市場價值得以實現，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從較低水平提高到10%左右，這也是不同受教育水平勞動者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隨著勞動者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高學歷勞動者不再稀缺，教育收益率逐漸穩定，不同學歷勞動者的工資比不再上升，近年來甚至出現工資趨同的現象，不同學歷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縮小。隨著我國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進一步普及和教育公平得到保障，教育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積極效應將進一步顯現。
惠農政策持續加力，農民增收能力不斷提高。2004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聚焦“三農”問題，著力促進農村改革、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取得了顯著成效。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發展水平的提升，2007年以來我國農產品價格出現明顯上漲趨勢。農產品價格走高固然會推動社會總體價格水平上漲，但也意味著農民收入提高。長期以來，我國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之間存在價格剪刀差，農產品價格上漲是農產品價格恢復到合理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工業反哺農業的具體形式。同時，農業生產率逐年提高。以糧食為例，2010年糧食單產較2005年提高7.1%，因單產提高帶來的糧食增產約3450萬噸，占糧食增產總量的55%左右。隨著農業科技投入的增加和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的推廣，未來農民收入提高的前景將更加廣闊。
收入再分配政策不斷完善，向低收入群體傾斜的政策效應開始顯現。隨著收入分配問題重要性的日益上升，中央提出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促進共同富裕”，一系列向低收入群體傾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相繼出臺。近年來，各地不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城鄉養老、醫療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逐步完善，覆蓋面迅速擴大；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持續提高；教育領域加大了對來自中低收入家庭學生的補貼，各級教育累計每年補貼支出數百億元。低收入群體從這些政策中受益良多，居民家庭轉移性收入在“十一五”期間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增長速度。
進一步鞏固收入差距縮小趨勢
應當指出的是，雖然目前我國正迎來收入差距縮小的拐點，但也存在一些不確定性。為了鞏固收入差距縮小趨勢，需要在以下幾方面繼續努力。
進一步深化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為低收入群體創造更多機會。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居民收入更多地依賴個體在市場上的表現。當前的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技術變化和產業轉型會給社會個體帶來大量機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能夠確保個體獲得相對平等的機會。如果低收入群體能平等地獲得向高收入職業和產業轉移的機會，那么，由職業和行業特征所帶來的收入差距會縮小。然而，目前石油、電力、金融等行業還處于壟斷地位，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發揮還不充分，教育、社會保障等體制還不健全。這些因素阻礙了低收入群體獲得提高收入的機會，成為擴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應進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市場壟斷，減少行政干預，保證市場機會的公平分配。
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動城鎮化率穩步提高。戶籍與居民享受的教育、醫療以及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高度相關，戶籍制度成為城鄉差距的重要原因。另外，我國城鎮地區收入差距小于農村地區，進一步提高城鎮化率，讓更多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能夠有效控制和降低收入差距。因此，改革戶籍制度是鞏固收入分配差距縮小趨勢的重要措施。前不久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通知》，進一步放寬了中小城市的落戶政策，并明確規定今后出臺有關就業、義務教育與技能培訓等政策措施不與戶口性質掛鉤。應以此為契機，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管理制度，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斷縮小城鄉差距。
進一步加強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勞動者的工資既與勞動供需結構相關，也與勞動者在工資談判中的地位相關。在缺乏有效工資協商制度的情況下，勞動者的工資難以與勞動生產率同步變動，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也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勞資雙方出現爭議是任何國家都避免不了的事情，如何建立一種公正的制度有效處理勞資糾紛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因此，應繼續加強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設，切實加強工會的作用，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繼續增加對教育、醫療、社保等領域的投入，增加中低收入群體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對收入分配具有重要作用。我國收入差距拉大，主要不是由于高收入者收入增長過快，而是低收入者收入增長太慢。特別是農村低收入群體，其收入的絕對規模和相對增速都處于較低水平。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的提高取決于多種因素，其中個人的才能、健康等是基礎性因素。因而，要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就必須提高其人力資本水平。應繼續增加教育、醫療與社會保障支出，特別是加強對流動人口的教育和培訓，使他們享有更好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資源。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