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群

　　“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從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看，嚴格意義上的制度創設是人類社會從蒙昧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作為史學研究的重要分支，制度史研究向來是中外史家關注的重點，也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優勢所在。正是借助對制度形成與演變的研究，我們才對歷史發展進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深入開展制度史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

　　當前，深化制度史研究正逢其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任務，這對深化制度史研究提出了新要求。鑒古知今，學史明智。新時代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需要我們從歷史深處出發，總結制度建設的歷史經驗，揭示制度演變的歷史規律，把握制度發展的歷史趨勢，在對制度史的深入研究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

　　中國古代史家積累了極其豐富的制度史研究經驗。唐代杜佑所著《通典》載：“必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于今”。這闡明了中國古代史家開展制度史研究的旨趣與方法，至今仍不乏啟示意義。今天，我們研究制度史，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堅持發展的、聯系的、全面的觀點，注意做到“五見”，即見史、見人、見事、見勢、見智，從制度史研究中獲得有益啟示。

　　見史。所謂見史，就是要從制度本身出發，搞清楚歷史上不同制度的本來面目，體現的是史家博學切問的功夫。以魏晉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為例。長期以來，許多人一直把這項制度與九品中正制相混淆，以為九品官人法就是九品中正制。有學者通過認真爬梳史料、排比分析，糾正了過去誤把鄉品等同于資品、把九品中正制誤作九品官人法的錯誤，得出了中正品評人才僅僅是九品官人法這一官員選拔、任用制度中人才評價體系的一個環節的科學認識。可見，開展制度史研究，首先需要在見史上下功夫，還原制度的本來面目。這是制度史研究的基礎環節。

　　見人。所謂見人，就是要充分考慮制度背后的人。制度是由人建立的，也是由人施行的，制度與人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制度史研究需要深入考察人在執行制度時的具體表現。以明代的法律制度為例。明太祖朱元璋親自裁定頒布的《大明律》條文簡要、量刑嚴酷，尤其注重對官員的管理。但明代法律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偏差，到明中葉張居正改革時，官僚爭權奪勢、玩忽職守的腐敗之風已經相當嚴重。如果史家看不到這種實際情況，就無法理解張居正為改變當時狀況以“課吏職”為手段推行考成法的必要性。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研究制度史不能僅就制度談制度。如果看不到制度制定過程中人的作用，看不到制度執行過程中人的變通，制度史研究就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

　　見事。所謂見事，就是要從制度運行出發，通過歷史事件考察制度的制定、執行及其產生的實際效果。以西漢的刺史制度為例。刺史監察的對象和任務史有明文，即“以六條問事”，但僅憑這些簡單的條文，我們很難形成對刺史制度具體而形象的認識。此時，如果注意到《漢書·朱博傳》有關朱博為冀州刺史時的巡察記錄，以及史書上其他相關典型事件，就可以從這些制度史事件反窺制度創建及其運行的奧秘和規律。無數過往的制度史事件構成了制度史研究的豐厚底蘊，我們必須倍加重視、充分挖掘，為提升制度史研究水平作出貢獻。

　　見勢。所謂見勢，就是要堅持長時段的眼光，用發展的、變化的觀點考察歷史上的制度變遷，總結制度變遷的規律。唯有見勢，才能體現史家觀往察變的能力。以中央集權制度為例。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度對大一統國家發展、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見勢，往往能把制度史研究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見智。所謂見智，就是要讓制度史研究做到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為我們今天立身行事、治國理政提供來自歷史的智慧。這是史學鑒古知今功能的重要體現。以制度建設本身為例。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高度重視制度建設的傳統，就有高度重視制度建設歷史經驗的傳統。班固對通過稽考古制來收獲治國之策有過精彩論述：“《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后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之所以在制度建設上取得重大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歷史研究，注意研究借鑒中外歷史上制度建設的經驗和成果，化知為智、制以載智，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注入了來自制度史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為中國歷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編審）

　　《 人民日報 》（ 2020年06月22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