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洞察國際國內形勢變化，科學把握發展規律和我國現階段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作出的具有開創性、全局性、長遠性的重大決策部署，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理論創新成果，也是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治本良方。《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強調，“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對此，我們要深入學習，全面理解和把握。

　　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

　　“十三五”之初，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很多新情況新問題。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持續蔓延，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全球貿易低迷，保護主義上升。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過多年快速發展，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日漸凸顯，經濟發展面臨“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為“三大失衡”，即實體經濟結構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在這種情況下，單純依靠刺激需求難以解決結構性矛盾，必須更多地從供給側發力。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基礎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決定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將其作為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是對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的重大調整，是化解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困難和矛盾的重大舉措，也是培育增長新動力、形成先發新優勢、實現創新引領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選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回答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何改、改什么、怎么改等重大問題，明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主攻方向、本質屬性、戰略戰術、主要任務、重大原則、實現途徑，思想深刻、內容豐富，是系統的理論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創新和發展，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有本質的區別。它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經過艱苦努力，“十三五”時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鋼鐵、煤炭等重點行業去產能目標完成，一批落后產能和僵尸企業出清，重點行業供求關系發生明顯變化，傳統產業加快轉型升級。結構性去杠桿穩步推進。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產經營成本不斷降低。重點領域補短板力度加大。重大科技創新成果不斷涌現，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迅速成長，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和促進經濟社會秩序恢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的大臺階，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經濟結構持續優化，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升。實踐充分證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改善供給結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治本之策。

　　“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

　　綜合分析國內外形勢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十四五”時期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在供給側，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改善供給結構，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

　　從外部環境看，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全球經濟結構發生深刻調整。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同時國際環境日趨復雜，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經濟陷入嚴重衰退，全球市場有效需求萎縮，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經貿摩擦加劇。在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調整和重塑，部分高端制造業向發達國家回流、中低端制造業向要素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遷移。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需要從供給側發力，找準在世界供給市場上的定位，因應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變化，以更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供給，提升我國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從國內看，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我國經濟發展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但面臨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交織疊加的困難和挑戰，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仍然突出，“三大失衡”問題沒有根本解決，新的供需結構性問題還在不斷出現。我國產業總體上仍處于國際分工產業鏈、價值鏈中低端，供給體系質量不高，高端供給短板明顯，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更加突出，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供給和需求都帶來沖擊和影響，經濟增長下行壓力持續加大，但這種沖擊和影響是外生性的，沒有改變我國經濟運行內在機理和長期向好的發展趨勢，也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結構中存在的供需不匹配問題。“十四五”時期供給側結構性這一經濟運行主要矛盾沒有變，經濟社會發展的主線及工作著力點就不能變。

　　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十四五”時期的重大戰略任務，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2019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1萬美元，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居民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與日俱增，消費結構正在優化升級，擁有超大規模并極具發展潛力的消費市場。同時，我國正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深入發展階段，擴大有效投資、優化投資結構的潛力很大。巨大的內需規模和需求結構的加快轉型升級，是我國經濟的最大優勢和潛力所在。只要把這個優勢和潛力充分發揮出來，就能形成拉動經濟發展持久而強勁的動力。但是，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的充分發揮不會自然而然達到，必須依靠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供給結構、改善供給質量，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打通經濟循環堵點，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完整性，使國內市場成為最終需求的主要來源。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十四五”時期，要根據我國發展環境的深刻復雜變化，圍繞實現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管總的要求是“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要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引向深入。一是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繼續推進“破、立、降”，推動更多產能過剩行業加快出清，淘汰關停環保、能耗、安全、質量等方面不達標的企業，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為新興產業、綠色產業發展騰出空間。落實和完善減稅降費政策，清理規范各類涉企收費，降低全社會各類營商成本，有效減輕企業負擔。著眼于既促消費惠民生又調結構增后勁，加大基礎設施等領域補短板力度。二是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把市場主體的活躍度保持住、提上去，是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關鍵所在。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完善公平競爭制度，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和法治化營商環境，發揮企業和企業家主觀能動性，發展更多優質企業。加快土地等要素市場化步伐，破除各類要素流動壁壘。三是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著力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要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改善科技創新生態，激發創新創造活力，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注重利用技術創新和規模效應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強化工業基礎能力建設，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培育和發展新的產業集群。加強國際產業安全合作，更好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形成更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的產業鏈。四是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要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調整優化金融體系供給結構，提高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推動國內市場和生產主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金融和實體經濟實現良性循環，協同推進強大國內市場和貿易強國建設，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著力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堅持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貫穿于宏觀調控全過程，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完善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和執行機制，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提高逆周期調節能力，促進經濟總量平衡、結構優化、內外均衡。財政政策要更好發揮推進結構調整的優勢和作用，貨幣政策要營造穩健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更有效服務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實體經濟發展。要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健全長期穩定可預期的制度安排，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有利的環境條件，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使發展成果更好惠及全體人民，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 人民日報 》（ 2020年12月11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