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

　　【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獨樹一幟的燦爛文化，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給人以重要啟示。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發掘和運用歷史文化資源，強調“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繼承和發揚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基礎上，不斷從我國歷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開辟了治國理政新境界。

　　1.“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

　　“民惟邦本”是中國歷史上國家治理最為突出的準則。中國古代民本思想著眼于安邦定國，以“民生”為核心，以安民、富民、養民為基礎。比如，《尚書》主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管子》提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這些主張的中心意思是，政權興盛在于順應民心、政權廢弛則因為違逆民心。又如，《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同樣強調人民的重要地位。中國傳統民本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涵蓋中國古代愛民、重民、利民、富民、順民、親民、養民等一系列民本思想，成為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高度重視從歷史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的智慧和力量，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自覺傳承和弘揚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作為黨的初心使命，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以民為本的思想資源也為我們黨在新時代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了歷史文化滋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是一個抽象的、玄奧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止步于思想環節，而要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這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傳統民本思想的思考、繼承與發展，彰顯著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把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貫徹到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各個方面，努力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個道理我們必須牢記，任何時候都不能忘卻”。要求全黨“必須堅持人民至上，緊緊依靠人民、不斷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實到各項決策部署和實際工作之中”。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治國理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把造福人民的大事實事辦好辦妥。

　　2.“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

　　革故鼎新、與時俱進，是中華文明永恒的精神氣質。《周易》之“易”，實為“變易”，即要順應時勢做出變革。《史記·商君列傳》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意即治理國家不能拘泥于古法舊制，而是要在創新中發展制度，探尋符合歷史潮流的治國法則。從制度的層面看，《周易》認為應該“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也就是要堅持守正和創新相統一，既以開拓創新精神加強和完善自身，又通過革故鼎新不斷開辟未來。這種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精神氣質，推動幾千年中國歷史賡續發展、中華文明經久不衰。

　　勇于改革創新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品格。建黨百年來，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踐中，我們黨始終堅持立新義、開新篇、闖新路，不斷開拓創新，成功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圍轉向系統集成、全面深化。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民族5000多年綿延歷史的高度，深刻闡明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指出“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改革的深水區，需要解決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個時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不斷把改革推向前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

　　習近平總書記還充分運用歷史文化資源，闡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論。在談到當前的改革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時，強調戰略上要勇于進取，戰術上則要穩扎穩打，“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全面深化改革要堅持從大局出發考慮問題。“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要從全局看問題，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舉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正是充分汲取歷史智慧，在這些科學方法論的正確指導下，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呈現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的嶄新局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黨和國家事業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

　　3.“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汲取營養、擇善而用”

　　“法者，治之端也”。西周時期的“明德慎罰”思想，春秋戰國時期儒家的“隆禮重法”思想，法家的“以法治國”“任法而治”“法不阿貴”“刑無等級”思想，商鞅的“不法古，不循今”思想等，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中華文明積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思想，形成了獨特的法律精神，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形成了自成一統的中華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習近平總書記特別重視汲取歷史養分，提出“要注意研究我國古代法制傳統和成敗得失，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汲取營養、擇善而用”；“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予以協調推進。習近平總書記在繼承傳統法治思想內核的基礎上，從歷史和現實相貫通、國際和國內相關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基礎上，深刻回答了新時代為什么實行全面依法治國、怎樣實行全面依法治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習近平法治思想。

　　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刻總結我國古代法制成敗得失，挖掘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使中國傳統法治文化煥發新的生命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走什么樣的法治道路、建設什么樣的法治體系，是由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決定的。‘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強調要著力處理好改革和法治的關系，指出“改革和法治相輔相成、相伴而生。我國歷史上的歷次變法，都是改革和法治緊密結合，變舊法、立新法，從戰國時期商鞅變法、宋代王安石變法到明代張居正變法，莫不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借鑒歷史智慧，指出“古人說：‘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則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則法必不能濟。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強調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必須有一支高素質隊伍。習近平法治思想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沃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新境界，是我們黨在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4.“我們的先人們早就認識到，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約和監督權力”

　　《論語》指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孟子》也講，“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注重禮義廉恥，認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主張正己修身，“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強調“治亂之要，其本在吏”“吏不廉平，則治道衰”，等等。中華文化中關于修身立德、正身律己、清正廉潔、忠于職守等的傳統思想，是古代政德教育的重要內容，也是傳統吏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為新時代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

　　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重視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正己”智慧。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黨要牢記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記“兩個務必”，牢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古訓，著力解決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性課題。習近平總書記尤其注重汲取歷史文化智慧來教育全黨、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工作。比如，在談到如何做好反腐倡廉工作時，指出“我們的先人們早就認識到，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約和監督權力。我國古代很早就有監察、御史、彈劾、諫官等方面的制度。這些制度有不少在歷代反腐倡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我們推進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具有借鑒意義”。在談到如何發揮巡視作用時，引用唐代御史韋思謙所言，“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為不任職”，認為“巡視就是要形成震懾”。在談到廉潔自律問題時，指出“一個人戰勝不了自己，制度設計得再縝密，也會‘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正是在總結這些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歷史，了解我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于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

　　為了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習近平總書記還大量援引中國古人的名言警句教育各級黨員干部。比如，“奢靡之始，危亡之漸”傳遞了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意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強調了慎獨慎微、手握戒尺的意義；“道私者亂，道法者治”宣示了執紀問責、嚴明紀律的決心。習近平總書記賦予這些古訓以新的時代內涵，不僅豐富了全面從嚴治黨的經驗，也推動了以黨風政風帶動民風社風的探索，開創了全面從嚴治黨新局面。

　　5.“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文化”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華文明內在的生存理念。《道德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的“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荀子》的“物各從其類”；《莊子》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等傳統思想和觀念，都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共生促進，彰顯了萬物共存、順應自然的科學認知。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明了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的生態智慧，指出，“中華民族向來尊重自然、熱愛自然，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文化”。“這些關于對自然要取之以時、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我們要站在對人類文明負責的高度，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路，促進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協調統一”“自然是生命之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等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理念，并在指導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這一思想傳承著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基因，蘊含著深厚的傳統生態文明智慧，為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6.“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傳承和發展”

　　中華民族歷來是愛好和平的民族，“親仁善鄰、協和萬邦”是深深融入中華民族血脈的文化基因，也是中華文明一貫倡導的處世之道。《論語》的“禮之用，和為貴”，《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墨子》的“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禮記》的“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傳統智慧，無不蘊含著以和為貴、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價值理念，體現著中華民族對世界和諧、人類和平的珍視。

　　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重視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和合”智慧，秉承“天下一家、命運與共”的價值理念，積極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以“一帶一路”建設為主要抓手，以全球治理為主要平臺，有力推動了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這深刻彰顯著處理當代國際關系的中國智慧，深刻彰顯著習近平總書記對歷史的重視與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在不同外交場合，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深刻思考與總結中華傳統文化和合思想重要內核的高度，強調“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傳承和發展，也是中國人民從近代以后苦難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結論”；“有著5000多年歷史的中華文明，始終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諧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國人民的血脈之中”；“中華民族歷來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華文化崇尚和諧，中國‘和’文化源遠流長，蘊涵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講信修睦、協和萬邦是中國一以貫之的外交理念”。正是在傳承弘揚中華文明“協和萬邦”的歷史智慧、繼承發展新中國和平外交方針的基礎上，形成了習近平外交思想，為做好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舉旗定向。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必須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好。”如何傳承弘揚好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從中汲取治國理政的智慧，習近平總書記為我們作出了榜樣。我們必須深刻領會，使其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更好指導實踐、推動工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走好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的趕考之路作出貢獻。

　　（作者：唐洲雁，系山東師范大學教授，毛強，系中央黨校報刊社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