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潤青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自成一格的中華文明。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要深入了解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推動全黨全社會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要講清楚中國是什么樣的文明和什么樣的國家，講清楚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展現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人文底蘊。”

　　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的發展源頭之一，同時又是世界歷史上唯一實現連續發展的文明體。在應對戰爭分裂、族群差異、文化沖擊等歷史重大事件的過程中，中華民族保持了國家的統一、民族的融合、文化的和諧以及傳統的延續，形成了統一、連續、和諧的民族共同體和政治文明體，取得了世所罕見的成就。這一偉大事實表明，中華文明具有極強的生命力與穩定性。而這種生命力與穩定性的達成，既得益于相對隔絕、自成一統的地緣因素，又與中華文明自身的自洽與成熟密不可分。數千年來，對中華文明始終抱持高度自覺與認同的中華民族，始終堅決維護中華文明的獨特性、普遍性與神圣性，體現了自覺而深層的中華文明立場意識。具體來看，中華民族在對文明的理解與實踐上的基本立場，主要呈現著這樣如下的鮮明特點：

　　第一，對人文主義的推重。從中華文明的立場來看，文明首先意味著人擺脫神成為天地中自立自主自為的存在，意味著人對自身的自覺。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文明都是宗教性文明，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中華文明最早實現了從“以神為本”到“以人為本”的轉向，奠定了以人為中心的人文立場。夏商時期，中華文明仍保留著崇拜鬼神的原始信仰，現今傳世的大量甲骨就是古人占問鬼神的實物材料。面對人神相通導致的嚴重問題，西周社會產生了人文主義思潮，這一思潮重新對人神關系加以思考，并進一步重建了兩者關系，神被放置于人之后，人取代神成為文明的中心。此后，儒家繼承西周時期的人文立場，提出“敬鬼神而遠之”的觀念，明確將文明的邊界限定在屬人的方內世界，鬼神代表的宗教系統則被置于方外世界，存而不論。

　　人文立場作為中華文明的基本立場，它的影響廣泛存在于中華文明的各個方面，其中，最為深遠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人文立場使中華文明始終關注的是人的現實世界，而非彼岸世界。由此影響中華民族對現實世界產生強烈的參與意識，從而在根本上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現實主義傾向與實踐精神。其二，人文立場使中華民族始終以人作為尺度建構文明。在承認人的有限性的基礎上，充分肯定人作為天地之心的獨特地位，從而以人的眼光、人的標準出發認識和改造主客觀世界，使中華文明在各個領域表現出強烈的人文關懷與人性色彩。

　　第二，對道德自覺的尊崇。如果說中華文明的人文主義體現的是人對自身的覺醒，那么中華文明的道德中心主義則進一步表明，人對自身的覺醒不是對人的欲望、本能、情感、理性或其他方面的覺醒，而主要是對人自身的道德意識的覺醒。由此來看，人文主義與道德中心主義是一而二的關系，二者在本質上構成了中華文明的一體兩面。進言之，從中華文明的立場出發，文明與野蠻的區別，不是像古希臘那樣建立在理性或者知性的自覺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德性自覺上。由于道德自覺成為中華文明建立其文明意識具有優先地位的歷史出發點，因此，對中華文明而言，道德并非是文明諸多方面中的一個具體方面，而是整個文明得以成立的根本標準，是中華文明的基礎與中心，其地位類似于宗教性文明中宗教的核心地位。顯然，以道德代替宗教顯示了中華民族文明意識與文明立場的獨特性。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西周人文主義思潮的產生，在推動產生了以人為中心的人文立場外，另一個重大結果就是推動了“敬德保民”德性傳統的產生。為此，孔子在總結三代歷史特別是西周歷史的基礎上，以“仁”的觀念對三代德性傳統進行了高度概括，由此在根本上進一步確立了中華文明以道德為中心的文明根基。自此以后，一方面，高舉循道立德的文明取向，中華文明在歷史上形成了復雜的道德規范體系，仁義禮智信代表的“五常”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代表的“八德”成為全社會普遍奉行的道德準則，為支撐社會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提供了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堅持以道德為根基，中華文明將道德意識與道德要求滲透在社會各個方面，比如在政治上強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王道觀，在經濟上強調“義利之辨”“以義為利”的利益觀，在治理上強調“以德服人”、反對“以力服人”的教化觀，在世界秩序上強調“協和萬邦”“各得其所”的天下觀，在個人生活上強調“仁以為己任”“修身為本”的修養觀。這些無疑鮮明反映了中華文明以道德來調節和規范社會生活的基本立場與思路。

　　第三，對倫理本位的強調。中華文明的人文覺醒，不是人作為個體的覺醒，而是人作為群體的覺醒。在中華文明看來，文明產生于人對群體的知覺，因此，中華文明始終強調的不是個人的權力，而是群體的價值，個人的意義與價值也需要在群體之中得到說明。在中華文明的語境中，這種對群體本位的強調是以倫理本位的具體形式呈現的。具體而言，中華文明認為人總是處于不同的倫理關系中，扮演著不同的倫理角色，通過承擔不同的倫理責任與他人建立緊密的關聯，由此形成規模不一的群體。其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被視作最重要的“五倫”，是群體得以建立的最基本的五種關系，身、家、國、天下的四級結構也在此基礎上得以確立。

　　中華文明高度強調人倫的和諧，其實質表達的是對群體價值的重視。而在中華文明的視野中，群體價值的實現亦即和諧倫理關系的達成，主要是建立在個人對倫理責任的承擔上，而非個人對權力的主張與欲求上。也正因為如此，中華文明很早就建立起以他人為重、責任義務為先的倫理道德意識，使倫理本位與德性傳統高度結合在一起。此后，由于這種倫理道德意識在實踐上廣泛而普遍地體現于個人在處理自己與家、國、天下等不同關系上的日常實踐之中，從而使中華民族產生了以家、國、天下為重的觀念，表現出強烈的家國情懷、天下擔當。家、國、天下雖然規模不同，但在根本上它們都是通過倫理關系的調節，即通過對倫理責任的規定與承擔來維持群體秩序和發展的，因此，對中華文明而言，家、國、天下是倫理關系逐級擴大的現實政治表現形式，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有著內在統一性的連續發展。依循著這樣一條文明發展的脈絡，倫理本位的立場從根本上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養成了中國人關注事物普遍關聯、關注事物變化發展的整體性思維，形成了中國人獨特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

　　概括來看，人文主義的人類關懷意識、道德至上的內在超越立場和倫理責任導向的共同體原則，雖然不能囊括中華文明底蘊的全部，但卻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奠定了中華民族文明意識的最基本要素，凝結成了中華文明文野之別的最基本邊界，成為中華民族能夠在浩蕩的歷史洪流中始終站穩腳跟的“文明的靈魂”。正如《周易·賁卦·彖辭》中所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華文明的文明意識以人文化成為理想，以人格的養成與人類的和諧為終極追求，顯示出超越種族、地域、宗教和文化界限的普遍性格，蘊含著全人類追求的共同價值。（作者：曹潤青，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