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文藝（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新發展新飛躍，具有科學性、真理性、開創性。習近平法治思想運用系統觀念看待法治，深化對法治發展規律的認識，堅持法治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強調正確認識把握法治建設中的重大關系，為新時代法學理論研究提供科學思想指引。

　　法理學是研究法的現象、本質、價值、作用、發展規律、實現形式等基礎理論問題的學科。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法理學關注的重點不同，在內容和特色上各不相同，反映出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人們對法的不同理解。在我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厲行法治，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偉大實踐中，從歷史和現實相貫通、國際和國內相關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時代為什么實行全面依法治國、怎樣實行全面依法治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創立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新發展新飛躍，具有科學性、真理性、開創性，蘊含著深刻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指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創新發展，指引中國法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構建。

　　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大概念

　　習近平法治思想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確立為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抓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具有原創性、時代性的概念，包括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五個子體系，涵蓋從法的制定到實施、從監督到保障等法治建設的多個領域和環節，使法治建設成為一個構造完整、邏輯嚴密的有機整體。這既為我們把握紛繁復雜的法律現象提供了一幅科學清晰的結構圖，又為我們推進法治建設提供了一個可執行、可操作的施工圖，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

　　習近平法治思想運用系統觀念看待法治，克服西方法理學就法論法的片面性，從國家治理、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等維度全方位揭示法和法治的各種功能，揭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一個立體的、動態的、有機的完整體系。例如，習近平總書記從國家治理角度，提出“法律是治國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規矩”“制度競爭是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方面”，深刻指明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作用；從經濟發展角度，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法治經濟”“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等，深刻指明法治在規范政府和市場關系方面的重要功能；從社會公正角度，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公正司法事關人民切身利益，事關社會公平正義，事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等，深刻指明法治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重要功能。這就從更高歷史站位、更宏觀視角豐富和發展了法的功能學說。

　　深化對法治發展規律的認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沒有定于一尊的制度樣板，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模式。各國都有權選擇符合本國國情和人民需要的道路。”西方法理學對法律發展的歷史進程提出了許多解釋模型。例如，從習慣法、官僚法到法律秩序的演進模型，從壓制型法、自治型法到回應型法的發展模型等。這些模型有其特定產生背景，不能照抄照搬來解釋中國的法治發展歷程。

　　不同國家由于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等存在差異，形成了不同的法治發展模式。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刻認識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特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已經實現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歷程看，像英國、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呈現出來的主要是自下而上社會演進模式，即適應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發展需要，經過一二百年乃至二三百年內生演化，逐步實現法治化，政府對法治的推動作用相對較小。像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呈現出來的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在幾十年時間快速推動法治化，政府對法治的推動作用很大。就我國而言，我們要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在十三億多人口的大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就必須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雙向互動地推進法治化。”這生動闡明了人類法治文明發展的多樣性。

　　習近平法治思想強調走什么樣的法治道路、建設什么樣的法治體系是由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決定的，主張從本國國情出發自主探索法治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決不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走西方所謂‘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就和經驗的集中體現，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唯一正確道路，破除了法治發展的“西方中心主義”，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法治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習近平法治思想在主張法治發展自主性的同時，也強調法治文明的交流互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對于各國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具有普遍意義，我們要學習借鑒世界上優秀的法治文明成果。”這深刻闡明了法治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進一步完善了法治發展理論。

　　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標準

　　法的價值追求可以理解為法治為什么人的問題。西方一些法理學研究者將法治的實際運行與目標追求對立起來，對法的價值產生懷疑。我們黨始終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也是法治中國建設的主體。

　　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法治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深刻回答法治中國建設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科學闡明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立場，彰顯了真摯的為民情懷。始終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以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作為法治建設的評判標準，積極回應人民群眾新要求新期待，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系統研究謀劃和解決法治領域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以良法善治守護人民群眾高品質生活。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全面依法治國各領域全過程。這就為法的價值評價明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標準。

　　習近平法治思想還系統論述了公平、正義、民主、平等、人權、安全、和諧等諸多法的價值。例如，把公正作為法治的生命線，明確必須牢牢把握社會公平正義這一法治價值追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深刻闡釋活力和秩序、安全和發展等不同法的價值之間的內在關系，使法治價值理論更加科學完備，體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實踐特色、時代特色。

　　正確認識和把握法治建設中的重大關系

　　政治和法治、法律和道德的關系問題，是法理學持續討論的經典論題。西方法理學一些實證主義、形式主義研究者主張把政治、道德等因素從法律中剝離出來，試圖讓法律成為一個不受外部因素影響的獨立運行體系，這并不符合法治運行的實際情況。一些西方政治學者也承認，西方民主模式下，政黨不僅能對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施加影響，也能影響司法機構。

　　習近平法治思想把法律置于社會系統中來審視，科學闡明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等重大關系。

　　在政治和法治的關系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每一種法治形態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論，每一種法治模式當中都有一種政治邏輯，每一條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種政治立場。”這就破除了法治和政治無關的認識誤區。在這個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闡釋了黨和法治的關系，強調：“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黨和法的關系是一個根本問題，處理得好，則法治興、黨興、國家興；處理得不好，則法治衰、黨衰、國家衰。”這些重要論述闡明了政治對法治的深刻影響，深化了政治與法治關系的研究。

　　在法律和道德的關系上，習近平法治思想系統闡釋了法律和道德、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系，明確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律有效實施有賴于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要堅持法治與德治相結合，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發揮道德對法治的滋養作用和法治對道德的保障作用，使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

　　習近平法治思想科學認識和把握法治建設中的重大關系，體現了深刻的系統思維、辯證思維、歷史思維，為新時代法學理論研究提供了科學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