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允龍、崔玉平（蘇州大學教育學院）

　　“有什么樣的評價指揮棒，就有什么樣的辦學導向。”實際上，由于“制度”具有評價“指揮棒”的實質意蘊且往往作為改革的具體形式而存在，在“建立健全教育評價制度和機制”業(yè)已列入我國“十四五”規(guī)劃的當下，以“制度”為抓手深化高校學術評價改革自然成為一種合理的政策回應。

　　第一，明確制度構成的“三個載體”。在諾思（Douglass C. North）看來，制度構成涉及三個維度：正式約束、非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正式約束包括不同層次的政治規(guī)則、經濟規(guī)則和契約等形式，如法律法規(guī)就具有典型的“硬約束”特征。非正式約束是指那些在長期的社會活動中日漸形成的行為規(guī)范、意識形態(tài)以及慣例等，此種不具強制力特征的“軟約束”成為正式約束的延伸與補充，和正式約束共同形塑著人們的交往與互動行為。實施機制則是保證制度得以執(zhí)行和發(fā)揮作用的手段或措施。

　　首先，由于正式約束往往直接決定著組織及個體的成本函數，故而在國家層面推出諸如《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等制度供給的背景下，高校還須及時推出具有硬約束特征的“制度更新”來鞏固制度之基，以上下“同頻共振”來逆轉“唯論文”等學術活動中的異化現象。其次，制度供給還須關注“軟約束”的間接影響。同樣以“唯論文”為例，多年的產出激勵實際上在學術圈業(yè)已形成了一種“唯論文”文化。當（高水平）論文發(fā)表成為廣大（準）教師就業(yè)敲門磚或流動砝碼的“硬通貨”之時，其所帶來的溢出效應遠超于此。久而久之，“唯論文”就會演變成為一種合法性邏輯而被廣大教師所接受。為此，深化學術評價改革還須從高校教師的招聘入職、崗位聘任、導師遴選、績效考核、資源分配等方面實行“一攬子”治理。最后，教育管理部門須強化對高校改革實施狀況的監(jiān)督，通過不斷加大高校的“違約成本”強化制度“威權”，推動形成“軟硬相濟”的制度設計。

　　第二，聚焦制度功能的“兩條主線”。從新制度經濟學視角觀察，近年來，高校學術生產的經濟色彩愈加濃厚，在“經濟人”邏輯的引導下，唯有當收益大于成本時才意味著某種活動“可行”。這時，制度這個“游戲規(guī)則”的重要作用便體現出來：一方面對“能做的事”進行了激勵，另一方面也對“不能做的事”進行了約束。制度最核心的激勵與約束功能在極大提升“經濟人”成本—收益判斷力的同時，也在有效形塑著經濟主體的各種行為。因此，如何聚焦激勵—約束的“兩條主線”自然成為深化高校學術評價改革的重要參考點。

　　傳統功利學術下的“數字崇拜”滋生出大量學術泡沫。為此，在“何以激勵”的問題上，須由傳統的“產出導向”向“服務國家重大需求”轉變。這除了要將制度創(chuàng)設的觀照點置放于“學術精品”的打造層面外，還要將社會貢獻度作為學術激勵的重要尺度，以從制度層面釋放內蘊于學術成果的“生產力”。在具體的激勵方式上，還要注重發(fā)揮“人—物”激勵的協同作用。換言之，就是在承認“物”的激勵作用的同時還要強化對“人”這個生產者自身（精神需求、學術發(fā)展等方面）的激勵。而在“何以約束”的問題上，既然制度的功能同樣體現在對“不能做的事”予以約束，那么制度也應強化對于學術不端問題的治理。長期以來，無論國家還是高校均通過多種制度對學術不端行為予以規(guī)制，但現實中該類行為的時有發(fā)生還是在警示人們須進一步將“制度牢籠”扎緊。為此，除對現有諸如“查重”等機制予以強化外，還須對“新型”的隱性學術不端問題（如數據造假問題、署名問題、學術權利濫用等）加強治理和防范。如此，建立在真實、可靠數據基礎上的學術創(chuàng)新，方能通過自身價值的彰顯來為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fā)展”提供支撐。

　　第三，用好制度效率的“兩把標尺”。制度成本的廣泛存在使得人們在進行制度創(chuàng)設時不得不考慮制度的效率問題。一般而言，制度效率可分為靜態(tài)效率和動態(tài)效率兩類。靜態(tài)效率主要繼承主流經濟學的效率概念并通過投入—產出比來表達制度成效。動態(tài)效率則是從時間進程上強調制度的效率狀況。一項制度安排或制度結構在過去的某個時間可能是有效率的但現在卻并非有效率。顯然，這要求我們須從更為宏觀的視角審視和衡量高校學術評價改革中的制度效率問題。

　　通常，制度的靜態(tài)效率既體現在制度自身層面也體現在該制度與其他制度安排的關系層面。就制度自身而言，“一視同仁”的普適性、清晰傳達的確定性以及一定時期內的相對穩(wěn)定性等均是重要原則。以“相對穩(wěn)定性”為例，其要求學術評價制度的創(chuàng)設不能“朝令夕改”，而是要讓教師的學術研究可預期、具有可預見性。此外，制度的創(chuàng)設還須是“激勵相容”的。正如前文指出須對教師可持續(xù)的學術發(fā)展能力予以觀照一樣，唯有使個體—集體的利益相一致，才能夠最大程度彰顯制度之效。而就與其他制度安排的關系來說，就是要達成制度間的相互耦合。譬如，高校學術評價改革既涉及教師入職、考核、晉升等層面，也涉及相應的獎勵與規(guī)制層面，如若相互間存在“沖突”，則同樣很難達成制度的高效。

　　由于制度安排勢必受到一定制度環(huán)境狀況的制約。當外界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時，制度安排亦須隨之改變。這就要求我們還須以一種動態(tài)效率觀來審視高校學術評價的制度變革。具體而言，便是依循當下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fā)展”來尋求一種諾思所言說的“適應性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能夠以積極調適、主動應變的姿態(tài)來應對和處理變化了的“新情況”的制度結構來彰顯制度效能。對此，我國《第五輪學科評估工作方案》《“雙一流”建設成效評價辦法（試行）》等對人才培養(yǎng)的重視和對“破唯”理念的落實均是典型例證。質言之，制度創(chuàng)設唯有與當前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fā)展”環(huán)境相一致，方可實現“有效率的”學術評價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