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有效的經濟治理是釋放經濟活力、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如何提升經濟治理效能，是世界各國高度關注的現實問題，也是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重大課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嚴峻復雜的國內外形勢，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圍繞優化經濟治理方式、提升經濟治理效能創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深刻回答了經濟治理實踐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創新和發展了經濟學說中的經濟治理理論，有力指引我國經濟在高質量發展之路上乘風破浪穩健前行。經濟治理理論的創新和突破，豐富和發展了習近平經濟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

　　經濟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關鍵一環，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一般來說，經濟治理的主要目標是既能充分發掘經濟發展潛能、釋放經濟發展活力，又能有效彌補市場失靈、維護市場運行秩序，實現國家經濟利益和人民福祉最大化。進入新時代，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持續蔓延，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全球貿易嚴重萎縮，保護主義勢頭上升；國內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金融風險隱患增多，很多情況是改革開放以來沒有碰到過的。面對極其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如何以高效的經濟治理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項重大課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把握經濟發展規律，從理論和實踐、歷史和現實、國內和國際的結合上，就新時代經濟治理及其現代化問題作出系列重要論述，引領我國不斷完善經濟治理體系、提升經濟治理效能，推動經濟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發展，極大深化了對經濟治理特別是宏觀經濟治理的規律性認識。

　　在當代中國，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處于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位置。經濟治理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正確認識和把握黨的領導與經濟工作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經濟工作是中心工作，黨的領導當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體現；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有利于集思廣益、凝聚共識，有利于調動各方、形成合力；要加強黨領導經濟工作制度化建設，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法治化水平，增強黨領導經濟工作專業化能力。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指明，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是提升經濟治理效能的根本所在。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表明，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有利于明確經濟治理方向和目標，避免治理碎片化，確保政策連貫性和系統性；有利于建立高效的經濟工作決策與執行機制，通過黨委研究經濟重大問題，統籌協調打破各種壁壘，形成治理合力，同時強化政策執行監督，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精準落地；有利于凝聚多元治理主體合力，統籌協調政府、市場、社會組織等治理主體，引導政府更好發揮宏觀調控作用，激發經營主體活力，推動社會組織和公眾積極參與經濟建設，形成“黨統籌引領、各方協同推進”的經濟治理格局。不斷完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是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

　　經濟發展需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最小投入實現最大產出、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益。資源配置方式對經濟發展具有關鍵性作用。實踐證明，市場是資源配置最有效率的形式，但市場也不是萬能的。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和市場失靈問題，會帶來各種各樣的經濟社會問題。如何科學把握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關系，是經濟治理的關鍵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同時，總書記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要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解決好缺位、越位問題；政府行為越規范，市場作用就越有效。這些重要論述，闡明了政府和市場之間的辯證關系，有效破解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和市場作用的難題。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充分發揮有效市場作用，用好“看不見的手”，同時發揮好有為政府作用，用好“看得見的手”，使政府和市場“兩只手”有效結合、相得益彰，有力推動資源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顯著增強了我國發展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經濟治理的主要對象是宏觀經濟運行，宏觀經濟治理是經濟治理的核心內容。進入新時代，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國內外形勢深刻演變，宏觀經濟治理的難度和復雜程度顯著提高，這就必然要求創新治理思路、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持適應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變化完善宏觀調控；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從“宏觀調控”拓展為“宏觀經濟治理”，重心從“調控”轉移到“治理”上，是對宏觀調控理念和思路的重要創新。經過不斷實踐探索，我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特點：一是注重發揮好國家發展規劃在宏觀經濟治理中的戰略導向作用，保持國家戰略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二是重視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這是在現代經濟系統復雜程度越來越高情況下，確保各類政策同向發力、形成合力，實現多重目標動態平衡的根本要求。三是注重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有機結合，該擴大需求時擴大需求，該調整供給時調整供給。四是創新和豐富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主，產業政策、區域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價格政策等各方面宏觀經濟政策相互協調的政策體系，為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有效性提供更為豐富的工具。五是創新調控思路和方式。一方面注重精準施策，逐步形成“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的思路；另一方面更加注重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兼顧短期波動與中長期結構優化。同時高度重視預期管理，堅持把預期管理作為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斷增強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適應我國發展要求而提出“宏觀經濟治理”，不僅深化了我們黨對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也通過與時俱進創新宏觀政策工具，豐富了宏觀經濟政策體系。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發展和安全始終是所有國家和人民高度關切的重大問題。從世界范圍看，許多國家社會動亂、政局動蕩，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時，也導致發展機遇喪失。經濟治理不僅要關注發展問題，也必須關注安全問題，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對我國來講，沒有高水平安全，高質量發展就無從談起，發展成果隨時可能毀于一旦。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統籌發展和安全，強調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當前，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各種不確定難預料的風險挑戰明顯增多，如果應對不好，可能遲滯甚至中斷民族復興進程。必須把維護高水平安全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補齊安全發展領域的短板弱項，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能力，從而更好保障經濟持續平穩發展和國家長治久安。

　　二

　　經濟治理關乎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近年來，世界各國經濟普遍出現發展動力缺失、貧富差距擴大、經濟風險不斷積累等治理失效問題，探索更管用有效的經濟治理方式，是理論的需要，也是實踐的需要。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國際形勢風云變幻、地緣政治沖突加劇、世紀疫情疊加世界經濟衰退、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中國經濟走出了一條與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形成鮮明對比的穩健發展之路，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展現出強大韌性和活力。2012—202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54萬億元增長到近135萬億元，占世界經濟比重從11.3%提高到17.1%，年均增長6%，遠高于世界3.1%的平均水平，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長期保持在30%左右，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穩定最可靠的引擎。“十四五”時期，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在2020年突破100萬億元大關后，先后跨越110萬億元、120萬億元、130萬億元，今年預計可達140萬億元左右。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充分彰顯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特別是其中經濟治理理論的真理力量。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經濟治理理論，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深刻總結國內外經濟治理實踐經驗，辯證把握國家治理和經濟治理的關系，在經濟治理理念、目標、機制和工具等方面實現了系統性創新，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治理體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指引中國經濟航船破浪前行。

　　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其經濟治理模式自然成為世界各國效仿的對象。然而，近年來西方國家普遍深受經濟增速放緩、通貨膨脹嚴重、失業率居高不下、產業空心化、貧富差距加劇等問題困擾，西方經濟治理模式正在逐漸失效。探尋背后的邏輯可以發現，西方經濟治理理論長期基于“政府—市場”的二元對立邏輯，主張小政府、大市場、私有化、自由化等市場經濟教條，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由市場的詛咒”，難以有效發揮政府作用以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不僅如此，正是基于“市場具有自我修復力量”的預設邏輯，西方國家對經濟的治理常常是問題爆發后試圖通過市場技術性修補來進行“補救”，是被動的事后應對。而且在治理實踐中，西方國家習慣于聚焦單一經濟領域的“技術層面”，缺乏對經濟、社會、生態的系統性整合，這樣相對單一的經濟治理工具容易陷入“應對一個問題、引發另一個問題”的循環。加上受政治周期和利益集團的影響，西方國家經濟治理政策具有追求短期效果的傾向，缺乏連貫性、整體性和長期性。與之不同的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經濟治理理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將經濟治理與社會建設、生態保護、國家安全等領域統籌銜接，以主動的戰略引領、整體的系統思維、協調的政策體系，形成覆蓋長周期、跨領域的整體性大國治理體系，有效處理了改革與穩定、效率與公平、發展與安全等影響經濟治理效能的關鍵問題，超越了西方經濟治理理論，極大豐富和發展了經濟治理理論。

　　當今世界，全球南方國家發展任務緊迫，如何提升經濟治理能力是這些國家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經濟治理理論，強調國家經濟治理能力的關鍵在于要有一個能夠凝聚共識、統籌全局的核心力量，這是實現長期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政策頻繁搖擺，聚焦經濟、科技、教育、民生等核心領域，不受短期波動干擾，保障政策持續推進。這一理論強調要科學認識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打破單一依賴政府或市場的傳統模式，既靠政府統籌關鍵領域發展，又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這一理論強調要實現發展和安全同步規劃，不能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必須有效防控重大風險，從而讓安全融入發展全過程，為經濟社會穩定發展提供保障。這一理論強調，經濟治理必須以增進人民福祉為根本目標，只有讓人民共享發展成果，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斷得到滿足，一國的經濟政策才能獲得人民的支持，才會激發人民積極參與、推動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動力和活力。這一理論還深刻揭示，世界各國的經濟治理沒有“標準答案”，不同國家的經濟治理體系不可能一樣，必須立足本國國情自主選擇契合本國經濟社會條件與文化傳統的發展道路，才能牢牢掌握國家發展的主動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總之，這一科學理論，為各國破解治理困境提供了全新的理論啟示和有效辦法，有利于人類社會的長遠發展。

　　三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十五五”時期，面對深刻復雜變化的發展環境，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對經濟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深刻把握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經濟治理理論，緊緊圍繞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聚焦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和短板弱項，持續完善經濟治理體系，全面提升經濟治理效能，以高效能治理促進經濟社會預期穩定向好，聚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

　　健全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體制機制，創新制度優勢轉化為經濟治理效能的方式。近年來，盡管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不斷加強，但在地方和基層實踐中，如何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的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水平仍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重要課題。有些地方黨委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存在“重決策輕落實”現象，在政策落實上缺乏釘釘子精神，決策部署與政策執行之間存在落差；有些地方政府在協調各方形成合力方面效果不佳，部門之間、地區之間各自為政的情況仍然存在；有些地方在重大經濟決策中聽取專家意見和群眾呼聲不夠，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有待提高。這些問題不解決，經濟治理效能就得不到充分發揮。要加強黨委領導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制度化建設，完善黨委研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定期分析經濟形勢、研究重大方針政策的工作機制，推動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加強新時代各級領導干部經濟工作能力建設，提高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眼光、專業水平與治理能力。

　　科學把握政府和市場關系，更好發揮政府“有為治理”效能。讓市場“決定性作用”與政府“有為治理”協同發力，促進“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治理的獨特優勢。當前，有些地方政府在市場與政府二者關系把握上存在不少問題，政府越位、缺位、錯位現象時有發生。有的仍然習慣于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通過行政手段配置資源，代替市場決策，影響了經營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有的在市場監管、公共服務、風險防范等領域履職缺位，導致市場秩序混亂、公共產品供給不足、風險隱患累積，暴露出其經濟治理能力的短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是一種動態的、高水平的經濟治理能力的體現。新時代經濟治理目標，就是要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學會正確運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要堅持全面深化改革，更好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新政策工具和實施方式，更多采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善于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提高經濟治理智能化水平，提高經濟治理的精準性和有效性。

　　提升統籌發展和安全的能力，增強經濟系統的韌性和抗風險能力。未來五年，各種不確定難預料的風險因素將明顯增多，統籌發展和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對各級領導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當前，仍然存在有的地區和部門對發展和安全關系把握不到位的問題，有的過度強調安全而限制發展，將防風險等同于規避所有風險，改革創新動力不足；有的片面追求發展而忽視安全，對潛在風險認知不足、防控不力。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如何動態協調發展和安全的關系，既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長和就業水平，又有效防范金融、債務、房地產等領域的風險，是一項重大考驗。要強化國家安全重點領域和重要專項協調機制，完善風險預警、防控機制和能力建設，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保障糧食、能源資源、重要產業鏈供應鏈、重大基礎設施安全，提高應急保障能力。加強網絡、數據、人工智能、生物、生態、核、太空、深海、極地、低空等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加強金融監管，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健全海外綜合服務體系，加強海外利益保護，加強反制裁、反干預、反“長臂管轄”斗爭，推動完善全球安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