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整理幾十年來的百多張獎狀和榮譽證書時，發(fā)現(xiàn)了48年前收藏的一張“聘請書”。由它引出的臺胞歸鄉(xiāng)故事，又浮現(xiàn)在我的腦海里。

　　1958年，我中專畢業(yè)后，在山東省昌樂縣一個縣直部門工作，業(yè)余學寫了一些新聞稿件，先后在山東《大眾日報》和《昌濰大眾報》（當時的地級報）發(fā)表了一些較重要的稿件，成了全縣小有名氣的通訊員。1965年4月的一天，縣人民武裝部的一位負責同志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小王同志，我們已經考察過，你政治上可靠，工作上積極，又有一定的寫作能力，經縣委負責同志研究、推薦，你已被聘請為昌濰地區(qū)對臺宣傳通訊員。”說完，他將一張聘請書遞給了我。這張帶著紅邊的聘請書，長約25厘米，寬約20厘米，上寫著：“聘請書：茲聘請王松山同志為昌濰區(qū)對臺宣傳通訊員。中共昌濰地委對臺宣傳領導小組辦公室。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三日。” 落款處蓋著昌濰地委宣傳部的公章，并寫著一個“代”字。接著，他向我講了許多對臺宣傳的政策、有關規(guī)定、注意事項、發(fā)稿程序等，并勉勵我干好工作，當好對臺宣傳通訊員。

　　在那階級斗爭不放松，對敵斗爭“弦”更緊的年代，能當上地區(qū)級對臺宣傳通訊員，這是很高的榮耀。是黨組織的高度信任和重托。我倍受鼓舞，也覺得擔子很沉重。從此，我就積極地挑起了這副光榮重擔。

　　由于歷史原因，昌樂1950年由青島去臺灣人員比較多，而且絕大多數(shù)在臺灣軍界服役，許多人逐漸當了營團長，有的人還是少將。我充分發(fā)揮本縣去臺人員多、宣傳對象廣的優(yōu)勢，寫了不少對臺宣傳稿件，經過層層審查(縣、地、省、中央)后，有些稿件先后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福建前線臺廣播了。據(jù)“回音”，我只知道有些稿件被采用了，但播出后的效果如何，我這個基層通訊員是不可能知道的。直至1989年夏，我陪新華社一位記者在采訪由臺灣回故鄉(xiāng)定居的李（中信）先生時，才真真切切地知道了我寫的對臺宣傳稿件的效果。從一定意義上講，他是從廣播上聽了我的對臺宣傳稿件以后，才打消疑念，下決心回鄉(xiāng)定居的。

　　在大半天的交談中，李先生向我們詳細談了他的親身經歷。他說：“我小學畢業(yè)后，在村里當小學教員，后來在國民黨地方部隊里當‘軍需’，又于1948年離開家鄉(xiāng)去青島參加了國民黨海軍，1950年春到了臺灣，長期住在高雄港。我在國民黨海軍司令部做事，職務是‘士官長’(軍隊文職官員)，拿中校薪金。我離開家鄉(xiāng)時25歲，已結婚，并已生一兒一女，兒子4歲，女兒1歲。去臺后，我時時思念家鄉(xiāng)的父母和妻子兒女，但無法得知家鄉(xiāng)的一點消息。為此，我們這些中下層軍人，大都在宿舍里放著兩臺收音機。晚上，兩臺收音機同時開，一臺收聽臺灣的廣播，聲音大一些；一臺收聽大陸的廣播，聲音很小很小，耳朵貼在收音機上聽。”

　　“說來真巧，1965年秋的一個晚上，我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里聽到了妻子給我寫的信(即本文作者寫的對臺宣傳廣播稿)。信中說，全家人日子過得很平安，父母身體壯實，兒女都已長大成人，早已分別從初中、高小畢業(yè)，等等。從信中的口氣和仍給保存著我用過的心愛的硯臺等細節(jié)里，我深信這封信是真的，是出于不識字的妻子之口。由此，更增加了我的思鄉(xiāng)之情，并暗暗作出了兩項決定：一是一定盡一切努力與親人團聚，二是自己雖是44歲的‘臺灣單身漢’，但一定不再娶妻，留些積蓄，以備后用。

　　“后來，大陸上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臺灣當局對我們的宣傳更是危言聳聽了。說什么去臺人員家的妻兒老小，都被‘紅衛(wèi)兵’趕進了‘牛棚’，等等。”此時，我又產生了疑慮，整日在苦悶中度過，每天夜間收聽大陸廣播，成了我生活中的‘必修課’。1979年秋，我又從福建前線臺的廣播中，聽到了兒子給我的信(還是作者寫的廣播稿)，他在信中說，祖父母早已去世，臨終時還喊著我的名字，而他們最大的遺憾就是幾十年不知我的音信。還說，他今年34歲了，早已結婚了，并已有一個6歲的兒子；他母親身體很好，整日盼望與我團圓等。聽信后，我得出的結論是，我的妻兒老小在大陸上過的是正常日子，要不，兒子怎能娶妻生子呢!我已經后繼有人了，我一定要想方設法回到故鄉(xiāng)去。于是，在此后的半年內，我就根據(jù)廣播稿中提供的地址和姓名，通過香港的一位朋友，與家人取得了書信聯(lián)系。

　　“1980年冬，我退休了。根據(jù)當局的規(guī)定，軍人退休后，可以按月領取退休金，也可以一次性領取規(guī)定的數(shù)額。因我下定了回老家的決心，所以我選擇了一次性領取退休金。1983年，我通過友人幫助，將戶口遷至菲律賓定居。定居后，經過多次書信來往，我讓兒子去濟南，與他通了國際電話。兒子在電話里告訴我，農村早已實行改革，‘四類分子’也早已摘帽，在政治上、經濟上與其他村民享受平等的權利。還說，政府對去臺人員的政策很寬很寬，全家人盼望我回家團圓等。我打消一切不安全的顧慮后，經多次交涉，菲律賓政府給我簽發(fā)了回國護照，我于1985年7月25日，回到了我的故鄉(xiāng)山東省昌樂縣。縣政府對我照顧得很好，1987年還選我當上了縣政協(xié)委員。”

　　李老先生回鄉(xiāng)定居后，晚年生活很幸福，直至2003年，80歲壽終。在采訪他時，他得知那兩篇對臺廣播稿是我寫的，再三向我致謝。能為臺胞回鄉(xiāng)定居做出一點貢獻，這也是我當對臺宣傳通訊員的光榮和驕傲。(作者：王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