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擇校最大的難題,其實在于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只要教育部門能向自己的利益開刀,推進均衡根本不是什么難事。

　　“在如東,已經沒有擇校。你可以到各校去參觀,也可以去問老師、家長、學生。”最近我到江蘇如東講座,如東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唐國均告訴我,如東已經實現了“零擇校”。在他看來,相比那些高調宣傳已經沒有擇校的地區,如東“零擇校”是可持續的,因為有著堅實的義務教育均衡作為基礎。

　　唐副主任說,要取消擇校,必須推進義務教育均衡,這有三難。一是愿不愿意加大投入,因為要改善薄弱學校,無論是新建校舍、配備教學設施,實行教師輪換,都需要經費；二是主管部門愿不愿意放棄手中的資源,眾所周知,學校間不均衡,教育部門就很“吃香”,為了擇校,“條子”滿天飛；三是家長是否接受,家長們雖然受擇校之累,但他們也擔心推進均衡,會影響本地教育質量,影響孩子未來升大學。

　　在他看來,最大的難題,其實在于有關部門、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門,需要向自己的利益開刀——如果實現了均衡,沒有了擇校,在升學時,根本就沒有人再找教育部門,也就是說,教育部門的“權力”沒了。只要教育部門能向自己的利益開刀,推進均衡也許根本不是什么難事。

　　有幾件事,是唐主任和他的同事感到很滿意的。一是在如東,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已經高于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鄉村學校教師的收入,高于城鎮學校教師的收入,這得益如東政府對教育投入的重視。

　　二是推行教師輪換制,如東教育部門規定,每所學校的教師每年輪換30%,現在已經輪換了兩年,輪換比例已達到60%。由于有薪酬體系做保障,所以輪換工作推進得比較順利。

　　三是對所有義務教育階段所有民辦院校實行轉制,目前在如東義務教育階段,沒有一所民辦院校,全部為公辦院校。這一做法,給了教育部門做到“零擇校”的底氣。

　　四是基于以上工作,如東實現了全部學生“就近免試入學”,因此,在這個縣的鄉村,也不存在校車問題,這是他們此前推進均衡所沒有想到的一個效益。

　　當然,推進均衡的過程,并不那么容易,如東教育部門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唐主任說,“每次面對質疑,我們根本就不怕,首先,這是在執行《義務教育法》；其次,我們在這一過程中沒有得到任何好處,一切公開透明；再次,最終得益的是老百姓,只要能做到高水平的均衡,教育質量會更進一步提高,老百姓不需要出錢去擇校,又能接受好的教育,他們最終會歡迎均衡的做法的。”

　　事實也證明了他的判斷,如東的教育質量,并沒有隨推進均衡而下降,繼續保持在江蘇的領先地位。然而,他們的探索還沒有結束。對于治理擇校中的一些措施,如東還在反復琢磨。比如,針對如東對所有民辦學校實行轉制,就有不同意見,認為這影響了民辦學校的發展,也限制了受教育者的差異化選擇,唐主任和他的同事認為有道理,當初之所以這么做,是為推進均衡采取的比較極端的做法,目前公辦學校的整體水平提高,做到了大致均衡,因此,這個時候允許社會力量舉辦民辦學校,也是可以的。

　　再就是對于校長和教師的輪換,如東有不同的思考,他們認為,義務教育教師應該輪換,但校長是否也實行輪換,就另當別論。從校長職業化角度看,要出教育家,要讓每所學校有特色——均衡指辦學質量大致均衡,不意味著學校沒有特色——是不適宜采取輪換的: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文化與傳統,一個人在一所學校能當好校長,難道換一所學校也能當好校長?

　　這些思考頗有意義。從發達國家基礎教育的實踐看,校長是由社會教育委員會、家長委員會參與選拔的,因此,一所學校的校長,顯然不能未經選拔委員會的認可,就成為另一所學校的校長。如東雖然還沒有建立起這種校長選拔機制,但其對學校辦學的思考,有一定前瞻性。均衡不是義務教育的目的,提供高質量有個性特色義務教育,才是政府的義務。

　　我問唐主任,實現“零擇校”,總共用了多少時間?他說,從最初改造鄉村學校危房算起,總共7年時間。“如果現在推進,根本用不了7年。”筆者也一直堅定地認為,只要有關部門愿意向自身的既得利益開刀,從自己做起打破擇校利益鏈,用3—5年實現縣域內的均衡,根本就不是問題。對此,曾有人認為我過于樂觀,如東的實踐,佐證了我的判斷。這給我們的啟示是,治理擇校熱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難,難的是放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