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豬漂江”陰影未散，“禽去籠空”愁云又罩。據報道，自上海等地出現禽流感疫情以來，家禽相關的養殖、銷售受到劇烈沖擊，交易銳減、價格跳水，給養殖戶與批發商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以至于有人嘆息“養殖就和賭博一樣”“家有萬貫，帶毛的不算”。在養殖業局地遭遇的“冰點”面前，公共權力應當傳遞出怎樣的“熱度”？

　　無論就地撲殺，還是暫停交易，針對疫情的“雷霆行動”，都體現出“舍小眾、為大眾”的公共利益優先原則。面對公共安全的潛在威脅，任何公民均需配合政府的集體行動。也正因此，對于沒有過錯、平白受損的當事人，公共財政亦應發揮“風險均攤”的職責，給予其必要的合理補償。

　　從補償的合理性，躍升到補償的有效性，關鍵在制度。我們看到，本次禽流感防控中受到影響的滬上家禽養殖場、批發商，已經拿到了相應的補償，比如每只草雞補償30元，每只二黃雞25元，大體上達到了成本價標準。這是2005年《重大動物疫情應急條例》出臺后，財政合理補償制度的日漸成熟。

　　但是，相比禽類“存貨”的損失，市場主體更畏懼的是市場交易的劇烈波動。比如，有的合作社火雞交易量銳減一半，一些家禽餐飲的消費量也驟降八成。尤為嚴重的是，疫情對消費者信心與養殖戶的補欄積極性的持續沖擊，更是雪上加霜，更會讓市場陷入惡性循環之中。曾經的“蒜你狠”“姜你軍”“糖高宗”，不都在價格劇烈波動的過山車上，戲弄過生產商、坑害了消費者嗎？

　　所以說，走出“谷賤傷農、價貴傷民”的大起大落，較之直接的貨幣補償，間接的政策補償是更為治本的策略。市場失靈處，就是政府作為時。借取穩定豬肉價格的經驗，建立起禽肉儲備制度，以及通過補貼擴展農業保險的范圍，長遠思之，將對行業生產力的保護輸送“四兩撥千斤”的巨大正能量。這些制度性的常態救濟，不應視為簡單的行政干預，畢竟，更好地扶植市場主體，才有更規范、更有效率的市場秩序。

　　風險社會中，民生、民心與有效的救濟制度往往同向而動。有公共衛生的防火墻，才不會恐慌禽流感，有合理的補償制度，才不會憂慮“全城殺雞”，有抵御意外的制度細化，才不會在風險面前人人自危。因此，一兩只雞鴨的貴賤，不只是貨幣符號的邏輯演繹，還關乎民生的福祉，以及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執著信念。呵護民生的“制度安全網”越織越密集，承載“中國夢”的自信道路才能越走越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