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將主要任務聚焦在反“四風”，切中要害。“四風”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個人主義在作祟，就像毛澤東同志當年嚴厲批評的那樣：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

　　比如形式主義。大家都知道形式主義害死人、累死人，但有些人為什么樂此不疲、越搞越火，甚至把形式主義規(guī)范化了呢？問題的關鍵在于形式主義在一些時候能夠得到上級的認可、表揚，有利于小單位的榮譽特別是個人的升遷。現(xiàn)實生活中也確實有通過搞形式主義而出名獲利的現(xiàn)象。正是這些現(xiàn)象刺激了更多人搞形式主義的熱情，使之越搞越“亢奮”，越搞越有“經驗”，從而一發(fā)不可收。這里有工作慣性的問題，但個人名利的東西，還是占主要成分。有些工作看似是為了單位發(fā)展，實則是為了獲取領導個人的名利，一些單位出現(xiàn)“當任是政績、后任是包袱”的問題，癥結就在此。

　　比如官僚主義。官僚主義的突出表現(xiàn)是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為什么會脫離群眾呢？關鍵是個人提拔使用的決定權“在上不在下”。因此，一些人往往盯著領導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留沒留下好印象，把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關系給顛倒了，“基層至上、群眾第一”幾乎成了一句空話。如果在提拔任用中加大群眾公論的分量，讓群眾真正成為“上帝”，官僚主義還有存在的土壤嗎？

　　比如享樂主義。享樂主義的重要標志是精神懈怠、貪圖享受、不思進取。這是一種完全從個人利益出發(fā)而滋生的頹廢人生觀。少數(shù)領導干部為黨的事業(yè)干出一些成績，便潛生暗長“干出過不小成績，吃點喝點享受點算什么”的情緒，揣著封建社會“千里來做官、為的吃和穿”那一套，把過分的享樂當成個人權力應分的“紅利”。再就是有的干部“沒有干到頭、已經看到頭”，在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觀念下，利用職務便利，行享樂之事，甚至有“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之嘆。

　　比如奢靡之風。說到底也是個人主義思想作怪。一方面行奢靡之風可以滿足個人的享受與愉悅；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講排場、擺闊氣提高自己和單位的“知名度”；再一方面，通過高標準接待，討好領導，編織關系，為自己的前途鋪路搭橋、廣結善緣。有些領導干部覺得下級接待奢侈一點才算“尊敬”、宴席高檔才有“面子”、場面壯觀才是“夠規(guī)格”、警車開道才是“重視”。一句話，干好這些活的人，才是“可塑之才”。有些同志便主動迎合這些東西，把接待工作擺上“戰(zhàn)略位置”、成為“第一要務”，以達到個人“進步”之目的。

　　個人主義的極端化折射出的是理想信念的動搖和迷失。因此，反“四風”必須鏟除極端個人主義，否則就難以杜絕壞風氣死灰復燃。反“四風”最大的敵人是自己，鏟除個人主義關鍵靠自己。除了要切實把如何做人、為什么入黨、為誰“當官”、身后留下什么作為終生課題，還要接受監(jiān)督，樹立“接受監(jiān)督是福、逃避監(jiān)督是禍”的觀念，時刻行走在陽光里。對組織來講，則要建立、完善領導干部政績考核的科學體系和人品政德的考評機制，真正讓好人有好報、自私自利者沒舞臺。（楊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