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所有“二代”產生偏見和敵對，可能導致階層對立。青少年性格扭曲、為非作歹和其是否有“二代”身份并無直接關聯，而與其所受教育息息相關

　　對違法犯罪行為，我們嚴格依照法律追究相關責任，真正做到“二代”犯法與百姓同罪；同時，積極理性引導，讓他們創造更多的價值來回報社會

　　“官二代”、“富二代”等“二代”在今天的中國，名聲確已不好。尤其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已然成為一個道德淪喪和踐踏法律的貶義詞。一提起“二代”們，人們往往和“官家或者富豪的子女倚仗父母權財，橫行社會，醉酒駕駛、肇事逃逸、強搶民女，甚至于撞死或打死人之后還大言不慚”等許多極其負面的畫面聯系在一起。以至于但凡出現青少年違背社會公德尋釁滋事等事件，只要其父輩與“官”或“富”沾點邊，社會輿論就會將肇事者貼上“二代”的標簽，加以批判和指責。時下，被標簽的“二代”們為千夫所指、所仇、所恨，似乎已成為社會的常態。

　　輿論如此，固有“二代”們的不爭氣之因素，但筆者也認為，社會上為非作歹的“二代”應是少數，還有更多雖同樣出身于官家或富家卻秉持“不一樣情懷”的“二代”們。他們往往從上一輩白手起家、開拓進取的軌跡中，學到了低調、穩健和勤勞的作風，渴望為社會創造更大價值，而且正通過勤勞打拼逐漸形成一股重要的社會正能量。有人常常會憤憤不平地認為，平民子女和“二代”們的競爭，從起跑線即是不公平的，以致某中學貼出了 “不高考，你拿什么和富二代爭”的“勵志標語”。不可否認，出身于官家或富家，一定程度上會站在相對更高的發展起點上（事實上現在很多方面的起點也已經實現了公平）。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公平競爭并非指完全相同起點上的競爭，而是指具有平等地參與競爭的資格和機會。也有人會時常看不慣 “二代”們的行事，認為其要么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要么道貌岸然、裝腔作勢，但細想之，這種隨意看不慣甚至恣意批判他人合法自由行為的情況，是否也與現代法制社會對人格內涵的內容與要求不符甚至相悖呢？

　　現今社會公眾和輿論往往會因個別“二代”的為非作歹，進而對所有“二代”產生偏見和敵對情緒，這不但對成長中的這一群體不公，長此以往也可能導致社會階層的嚴重對立。從某種角度看，這種偏見和敵對情緒不僅是社會差距拉大、貧富不均引發的潛在風險之表現，而且還是社會客觀存在的極端“仇官、仇富”意識的反映。同時，這些社會風險和意識傾向已經或正在逐漸演化成“官民對立”、“貧富對立”的深層次矛盾。這些當然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關注，也應該值得我們深思和警醒。

　　實際上，青少年性格扭曲與否、為非作歹與否和其是否具有“二代”的身份并無直接關聯，而與其所受教育息息相關。長期以來，我們的一些教育唯“分數”是瞻，一切以“升學率”為指揮棒。在這樣的教育思想之下，教育本質就發生了方向性的偏差，“求知”被高高凌駕于“做人”之上，而德育則成為了可有可無的“雞肋”。其實，德育缺乏的問題不僅僅出現在一些“二代”的身上，普通家庭中也比比皆是。正是由于我國社會、家庭、學校德育教育所存在的“共性問題”，才導致了包括一些“二代”在內的青少年的性格被扭曲，以致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因此，“二代”問題，不僅僅是富人和高官的獨有問題，而且是整個中國社會所存在的普遍問題。

　　也許有人會問：緣何“官二代”或“富二代”等“二代”違法犯罪的新聞會不絕于耳、屢見報端？這是因為，“二代”之不善或不仁，猶如“和尚頭上的虱子”格外顯眼而已。正如有學者所言，中國的青少年中，驕橫、跋扈、殘忍現象，并不局限于富人和高官的子女中，只是他們更有條件表現出來，也更容易被社會注意。筆者認為，對于和普通家庭的青少年一樣正在不斷成長、成熟的“二代”們，或許我們應該秉持這樣的態度：對他們的違法犯罪行為，我們嚴格依照法律追究相關責任，真正做到“二代”犯法與百姓同罪；同時，我們理應客觀公正地看待他們，積極理性地引導他們，努力在全社會塑造健康的“二代”價值觀，讓他們真正成長為社會的精英和棟梁，以創造更多的價值來回報這個社會！（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