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大機關工作、援藏、擔任處長，陳柱兵的經歷，幾乎囊括一個年輕干部成長中很多寶貴因素和不可或缺的光環，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因為經濟問題落馬，他的仕途將是一片光明，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他倒下了。倒在了當處長的日常工作中，倒在了援藏的艱苦日子里，甚至，倒在了與“朋友”真切交往、共同撈取好處的“情誼”里。

　　陳柱兵的名字引起社會關注，始于很久以前的一條反腐新聞。當時的消息說，財政部的一名處長因為索賄和撈取好處，而受到了檢察機關的查辦。而最新的消息則是，他因為受賄罪被北京市一中院一審判處無期徒刑，而且，還是“法院鑒于陳柱兵主動供述偵查機關尚不掌握的犯罪事實，認罪悔罪有自首情節，依法從輕處罰”。

　　從青年時代的意氣風發，到人到中年的事業巔峰，峰回路轉之間，陳柱兵的命運就像坐上了過山車，起伏跌宕。從普通干部到負責核心業務的處長，陳柱兵走過了10年的時光。是什么原因，讓一個年輕人的生活發生了如此巨大的改變？又是什么原因，讓人對其身上發生的故事扼腕嘆息？

　　檢方指控，陳柱兵從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間受賄2454.4萬元，主要發生在擔任財政部企業司綜合處處長期間，“利用掌握國家專項資金管理權，為企業獲得政府專項資金提供幫助，向企業索取好處費”。

　　由于負責將國家財政的專項資金、貼息資金向企業撥付，撥給誰，撥多少，陳柱兵有相當大的審批權、裁量權。要不要向這些流水一樣奔流而去的資金伸手，就成為一個“職務不高、權力不小”的年輕干部面臨的真實考驗。

　　富足生活的憧憬與向往，現實處境的窘迫與壓力，似乎編織著無數奮斗青年的“北京夢”、“都市夢”。雖然福利分房成為歷史，但可以低價認購內部經適房、集資房，此舉讓許多機關年輕干部得到了安居之所，不必像很多同樣在北京奮斗的“蟻族”、“北漂”年輕人那樣在高房價下無奈嘆息。即便如此，他們依然面臨著“工資不高、壓力很大”的生活難題。

　　如何通過努力改變自身的生活境遇？在這方面，陳柱兵顯得相當主動。司法調查顯示，陳柱兵通過一些“中間人”介紹，將自己的審批權交換成受益企業給的“好處費”，而且，按比例提取，從10%、20%甚至到40%。只要接受撥款的企業能夠接受，那么“愿者上鉤”。比如，檢方指控中有這樣的細節：中間人將錢帶來，“拿出一個布袋，里面有30萬元現金”，交給陳柱兵。隨后，他將這一企業“申報的資金額度提高到了300萬元”。

　　一般而言，基層官員受賄，往往與熟識和有利益關系的企業家、官員行賄有關。在縣、鄉等基層部門，熟人行賄的問題比較普遍。而陳柱兵身居中央部委，高樓大院戒備森嚴，與基層單位、地方企業并不熟悉。因而，陳柱兵圍繞資金審批權的交易，往往有中間人牽線、勾結談判、討價還價等環節，形成了獨特的“陌生人行賄”現象。

　　公開資料顯示，2005年12月至2007年1月，陳柱兵度過了一段艱苦的援藏時光。在此期間，有自稱為他“朋友”的中間人從中斡旋，利用陳柱兵了解財政部專項補貼資金的情況，進行申報、審批、撥付資金、收取好處費等一系列運作。

　　應該說，行政審批大筆一揮，就決定了一筆錢款的用途和去向。而財政補貼資金不是銀行貸款，貸款需要償還，而財政資金則是在政府花錢時分一杯羹，屬于“天上掉餡餅”，對于企業而言，付出再多好處費依然是“有利可圖”。因而，陳柱兵索賄之旅所向披靡，直到案發。

　　從一審結果來看，牽涉陳柱兵審批權交易的企業分布廣泛，包括湖北、山東、四川、西藏、湖南等省的一些企業，而且，不乏公眾比較熟悉的知名企業。對于一些機關部門審批權過大問題，不僅要提醒相關年輕官員約束私德、敬畏法律，理性面對尋租誘惑，更要強調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強對審批權的約束和監督，以此減少陳柱兵式悲劇重演的可能性。(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