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的建設者不必過分沉溺文化鄉愁、傷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以和大眾文化劃清界限來標榜自我，而應為整個社會的文化水位劃定警戒線，并擔任守護者

　　新技術當真是最偉大的“改變者”。如果以山峰為喻，從山腳的村歌社鼓，到山巔的陽春白雪，不同層次、不同人群、不同類型文化構成的群落，拼貼出文化中國的四季春秋。而信息時代的到來，為文化的層巒疊嶂架起了高速索道，不必費力攀爬，便可悠游其間、覽盡風光。

　　打開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個完整的文化微縮景觀：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懷黨”；既有痛心質問“傳統文化怎么了”，也有娓娓道來“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美國”；既能看到古典樂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種“非主流”、“腦殘體”……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價值偏好和審美趣味，他們是文化景觀的觀看者，也是文化風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術的生死時速，是否也會縱容“所見即所得”的膚淺，帶來“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亂象？已經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氣的日益稀薄，甚至認為中國正在進入文化上的“小時代”。圖書館修得越來越好，好書和讀書人卻越來越少；實體書店和報刊亭逐漸凋零，城市正在失去文化之肺；地鐵上的“低頭一族”，看的不是書報而是手機……商業和消費主義沖刷之下的大眾審美河床，最低水位正在下降，有些地方甚至裸露出干涸的河底。難怪有人疾呼，從電腦和手機中拯救我們的閱讀吧！甚至有人說，拔掉網線，關閉手機，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實上，翻閱近幾個世紀的文化史，幾乎每一次技術手段的升級，都會引起人們的文化焦慮。尼采曾對報紙的出現怒不可遏，認為這意味著忙亂、廉價的“短暫之物”取代了“永恒之物”。海德格爾以哲人姿態發問：技術化的時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還有精神家園？美國學者羅斯扎克更是一針見血：相比在黃昏時分去附近的咖啡館，網絡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嗎？

　　這樣的感嘆固然有其價值，但放寬視野卻會發現，從印刷術的普及，到聲光電的傳播，再到信息技術的興起，任何一次傳媒工具的重大變革，都會帶來文化話語權的轉移。新中國“17年文學時期”全國僅發表長篇小說200部左右，誰又能想到如今某一文學網站號稱有123萬個作者，其中很多以每天1萬至3萬字的速度寫作？正是報紙、影像、網絡等技術手段的普及，讓人類的文化空間拓展了而不是枯萎了，讓知識和文化更能服務大眾而不是被一小群精英所壟斷。

　　哲人的憂思，倒是從另一個角度給出了歷史的慣例：越是缺少文化話語權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擁抱新的文化場；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話語權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們的互聯網，微博是近6億網友鼎力支撐的輿論廣場、微信是無數中產白領激情互動的文化領地。有人做過統計，在當代中國，活躍在網上的知識分子只是知識界的表層，更龐大的群體基本不在網上發聲，比例甚至低于領導干部。在抱怨新技術讓信息碎片化、文化表淺化的同時，誰愿用理性的思維、專業的智識、人文的情懷，主動涵養席卷天下的網絡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遠流長，乃是取決于“最低水位”，誰來為時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時代的文化土層？

　　正如學者所說，當代中國正在“共時性”地經歷著傳統、現代與后現代。對于有數千年文化的中國來說，信息化和技術時代帶給我們的沖擊更為猛烈，產生的問題也更加復雜。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反映在文化領域，將使我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注定要面對傳統與現代并存、高雅與“低俗”共舞的現象。對大眾審美和信息時代的到來，主流文化的建設者固然不必過分沉溺文化鄉愁、傷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閉關自守、以和大眾文化劃清界限來標榜自我，但更應該防止文化上的劣幣驅逐良幣，為整個社會的文化水位劃定警戒線，并擔任守護者。“士志于道”曾經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文人的光輝傳統，一代代士人無不“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為時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應是當代文化人的歷史使命。

　　古人云，“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不論時代如何變遷，技術條件如何升級，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懷不會改變。我們要做的，就是以更積極的態度、包容的氣度、淵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時代的文化土層。通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終走向“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國。（人民日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