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人民滿意的教育，既是政府對人民的承諾，也是政府治理教育的宗旨。

　　何為人民滿意的教育？人民對教育的期待是“有學上，有好學上”，在解決“上學難”之后，難點在于“上好學”。如何理解“好”？有兩個要點，一是好的學習過程，二是好的教育產出。既學得愉快，又學有所獲、學有所成。

　　這樣的期待對應著教育的兩個基本功能：培育功能與篩選功能，即育人與擇人。傳統上，育人與擇人里外一體，互為因果，育人集中在學校場域內部，擇人聚焦于學校與社會的互動環節——入口與出端。育人指因材施教，教育促進人的身心發展，使其獲得相應的動機與態度，知識與技能。在現代社會，教育符號也即文憑與學歷是一種重要的文化貨幣，手持符號資本，可進入相應職業群體、身份團體與社會位置，譬如，憑借醫學博士文憑，可成為醫生。此為教育的篩選功能，亦被喻為人才的分類編碼場，如同公共汽車總站，目的地不同的人選擇不同的路線、乘坐不同的車輛，到達不同的地方。篩選表現為不同學校的培養目標與人才定位，圍繞篩選，各級各類的學校教育由此建立，各安其位，各盡其責——整個教育系統功能運作正常且高效，人民由此而滿意。

　　然而，在當下的中國，在人民的教育期待中，篩選功能捆綁、扭曲了培育功能；為撫慰日漸焦慮的民意，教育行政部門又以育人或回避、或延遲篩選。客觀地說，在人民的教育期待面前，教育行政權力并不自以為是，也非故步自封，而表現出謙和真誠、從善如流，該出手時也能重典治亂，干預有力。人民對教育更滿意了嗎？

　　人民的教育意愿常是矛盾的。一方面，家長和教育者們幾乎都是天然的人本主義者，關愛孩子，尊重兒童，應試教育下的學業負擔過重曾被廣為詬病，因應民心，“減負”成為教育行政部門的工作重點，小學生書包的重與輕、家庭作業時間的長與短、體育活動的多與少，成為評價一所學校好壞的顯性指標。然而，學校減負了，校外培訓機構笑了，因為他們的市場大了，生意多了。此“減”彼“增”意味著教育的育人與擇人兩大功能有了離奇的分離：過去，學校既培育亦篩選，只要在學校里學得好，就能考上好學校。然而在今天，篩選形式上由學校來完成，篩選的實質內容已由校外教育機構去培訓。精英學校的學額是有限且高競爭的，于是，競爭移步于校園之外，在課余、在周末，在一個個培訓班、補習班的輾轉中，在奧數、英語、書法、鋼琴、黑管等各種考或不考的技藝與特長的培訓中。

　　溫情的人本主義者此刻已成為急躁的功利主義者，家長們不心疼孩子嗎？不懂拔苗助長的道理嗎？“不能輸在起跑線上”，既是培訓機構蠱惑人心的廣告詞，也是家長們彼此綁架、推高投入的心魔。癥結在哪呢？癥結在“擇校”，在于將“上好學”等同于“上名校”，癥結的更深處在于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新近，教育部推行“小升初新政”，旨在破解擇校難題，促進教育公平。如果能按預期實施，人民會對教育更滿意嗎？

　　新政后邏輯是“限制”擇校，以校際之間均衡發展來回避篩選。然而，教育的篩選功能可以回避嗎？篩選不僅發生在教育系統內部的不同層級的學校之間，如中考與高考環節，篩選的核心在于社會結構所賦予教育符號資本的價值。“減負”導致篩選功能溢出學校教育，“均衡”意在教育系統內部推遲篩選，試圖將教育從考試中解放出來，為育人拓展空間，即強化培育功能，弱化篩選功能。在這樣的民意期待與行政干預后，適應此種教育系統的社會應是一個扁平且充滿彈性的結構，縱向分層不大、橫向分類繁多，不同的職業群體社會地位差異不大，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與專長，靈活選擇。也就是說，在這樣的社會中，一個快樂的修鞋匠并不比政府官員缺少吸引力。

　　這是一個烏托邦吧？距離我們有多遠？看看我們置身的社會，縱向分層主導、精英人數稀少，社會層級分明，教育的篩選功能可能弱化嗎？借助教育通道，參與競爭，或者提升社會地位，或者防御代際之間地位下滑，是當下中國人與中國家庭可以選擇的唯一路徑。這是人民對教育的真實期待。在這樣的民意下，教育已經不再是教育，教育是稀缺資源分配的代理機制。

　　民意一方面角逐稀缺、昂貴且交換價值高的教育符號——這必然是高篩選的產物；另一方面民意又力避教育排斥——教育篩選，教育公平就成為內涵復雜的訴求。教育的行政權力聽懂了這復雜訴求的第一層含義，以“減負”來回避篩選，以“均衡”來延遲篩選。然而，沒有了擇人，育人能更好嗎？回避篩選的教育，會是人民真正期待的教育嗎？(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劉云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