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辟謠后，杭州市突然在25日19時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從26日起開始限牌。大批市民一面在“限牌倒計時”期限內搶購車輛，一面質疑如此做法有損政府部門公信力。

　　無論從公共政策應遵循的程序還是實際效果看，質疑之聲都有道理。限牌政策屬于典型的公共政策，理應經過與市民充分討論的程序才可實施。即使出于治理城市交通的急迫需要，擔心漫長的、難以取得共識的討論會遲滯治堵進程，也理應讓市民享有知情權，將限牌作為可能的政策選項公之于眾。

　　或許是出于擔心市民們搶購車輛囤積車牌的考量，因此杭州市治堵辦在限牌之前諱莫如深。但事實上，不透明的決策過程比透明的決策過程更易引發市場騷動。限牌生效前新聞通稿的曝光和4S店的人山人海，既強化了“小道消息”的可信度，消解了政策發布應有的權威性，也將限牌演繹成了一次規模巨大的促銷活動。這表明，由政府部門單方全程主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不一定就能保證秩序的穩定。相反，可能會有意無意地生成尋租空間。

　　尤為令許多網友不解的是，在宣布限牌前不久，有關部門還一而再、再而三地辟謠，表示杭州不具備限牌條件。在現有的決策機制下，公共政策尚不習慣于與公眾溝通或還可以理解，希望決策效率高亦可理解，但何以要采取逆導向的方式誤導公眾？言之鑿鑿之時，即是政府信用擔保之時。辟謠時說“請別相信”，謠言成真后讓公眾“請別相信”的會是什么？

　　輕易抵押政府信用而不顧忌由此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如果不是決策部門之間缺乏協同，就是過于相信政府部門權力的力量，而不擔心信用問題。由此透射出來的，是管理社會而非服務社會的慣性思維。

　　如果公眾習慣了無所適從，社會就可能變得無所適從。這正是需要強調程序正義，強調政府保持公信力的原因所在。盡管杭州限牌之前，已有五個城市先行，但限牌措施畢竟屬于試行。作為強力的行政手段，限牌固然可能在一個階段內起到治堵作用，但長期來看，治理擁堵需要城市規劃的優化、區域職能的清晰等一系列城市治理的政策組合包升級才能實現。此外還需看到，杭州空降式限牌所產生的效應是有可能溢出的。假如其他城市準備實施類似政策，人們是否還能相信？

　　一個不夠縝密的決策過程，就可能反復削弱公信力，這是杭州空降式限牌最令人擔心之處。避免這種情況并不難，決策時別隱藏別誤導。透明，是政策推行最經濟的方式。（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