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上了文化發展的“史上最好時期”，同時也不得不面對文化“成長的煩惱”，在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的《文化熱點面對面》一書中，文化部部長蔡武直指要害，行政權力對藝術的發展不要過多干預，才能促使文藝大師的涌現。（3月24日《京華時報》）

　　從新聞上看，文化部長對于行政權力不應過于干預藝術頗為認可，這表明在如何創造條件孕育大師方面，其實官方與民間并無過多分歧，只是就現實而言，從認識到實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錢學森彌留之際留下的追問——中國為什么難以誕生大師，見諸公共輿論場已有數年，相關文化領域的配套改革仍拘泥不前，這表明在文化領域想要進行改革，除了需要突破觀念性障礙取得更多共識外，還需要更加大膽地突破既得利益障礙。

　　當然，文化高雅而高貴，說其存在利益障礙，一時恐難令人接受。但當這個社會的經濟機制全盤進入市場經濟后，文化領域事實上很難孤芳自賞，自成體系。它必然要按市場經濟的規律出牌，只是由于文化管理體系并未跟上時代步伐，在新經濟體系下所產生的文化利潤，容易激化管理者的異變情緒，孕育出權力與文化的曖昧怪胎，助長部門利益的生存空間，這就使得少數文化管理者很難有主動放下行政審批權的勇氣。

　　破除這樣的利益障礙，必須理清權力與文化的關系。按照制度文明的概念，權力之于文化的關系，不應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與被管理，而應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一年兩萬首歌曲，膾炙人口的寥寥無幾。數以萬計的文化節目，能走出去的屈指可數。文化高產低質的背后，是市場對選題的跟風，更是市場圍繞權力指揮棒的結果。欲從文化高產大國成為真正的文化大國，需要相關層面有更多的文化自信，斬斷權力與文化的曖昧糾葛，推動行政權力回歸服務者角色，為文化的繁榮搞好服務，創造更多的利好條件。比如“將政府的評獎壓縮到最低限度”、“積極推動國家文化榮譽制度出臺”等。

　　權力對文化進行管理是必要的，只是這種管理應該建有權力清單，有章可循，公開透明。當行政權力處于自我魅化的狀態時，破除利益障礙是艱難的，因為信息不對等，對于來自權力的干預，普通人很難進行是否符合程序的判斷。只有文化市場主體，知道哪些權力屬于哪些部門，哪些能管，哪些不能管，其對于權力的過多干預，才能形成一種有效的監督力量，才能使那些假“正義”之名謀個人私利者難以遁形，而這必然改變目前依靠模仿跟風成功選題探知底線的局面，自然會激活文化創造熱情，推動文化的繁榮。也就是文化部長蔡武所說，“標準定好了，觀念轉變了，文化藝術的大師就在眼前”。（楊興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