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多家媒體報道，近日，山西省呂梁市交城縣委書記講話稿抄襲被網民舉報。3月27日，記者通過呂梁市新聞辦證實，上述情況屬實，且在近日召開的交城縣委常委會上，該縣縣委書記李志安已就此事做了檢討。2014年2月19日，呂梁市委書記高衛東在該市“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動員大會”上做了講話，一周后的2月26日，呂梁市交城縣委組織召開第二批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動員大會，交城縣委書記李志安做了動員報告。網民舉報稱，李志安將高衛東原稿中的“我市”改為“我縣”，并對其他細節做了修改，李志安的講話稿超九成抄襲自高衛東的講話。

　　以反對形式主義等“四風”為主要內容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動員會的講話，竟然是抄襲而來的，這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長期以來，一些地方一些部門，已經習慣了以文件落實文件、以會議貫徹會議，而由此產生的各種匯報、總結、專題報告等材料的出產量不計其數。工作量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導致一些單位用抄襲來解決問題。當然，抄也有會抄和不會抄之分，俗話說得好，“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抄自己以前的材料、抄東抄西拼湊出來的，一般情況下難以被發現，而直接從網上下載，或把上級講話原文不動只改日期、名稱、數字的，往往容易被發現。很不幸，交城縣委書記恰恰敗在此。

　　其實，縣委書記“抄襲的講話稿”遇此尷尬，并不能全怪于他，在空話套話盛行的官場中，連貪官們的懺悔書都在互相抄襲，一位縣委書記的講話乃抄出來的有何驚奇？抄襲之風盛行，從根本上來說，還是文牘主義的怪胎。這并不是筆者在為“抄襲的講話稿”辯護，而是因為在時下的工作中，各種各樣的文字材料已然成了各級機關的負擔。無論大小場面，都要準備材料，再對著材料照本宣科；不管大材料、小材料，都要字斟句酌、咬文嚼字，甚至顛來倒去翻燒餅；不管工作做得好、做得壞，最后都要靠材料說話、看材料說話。文字材料一方面非常“有用”，它的作用功能被人為拔高，上級評價下級單位的政績關鍵看總結、看匯報，“光干不說不行”、“干得好不如說得好”似乎成了潛規則，以致干部政績與“筆桿子”成績分不開。另一方面，材料又十分“無用”，只要開展工作，就需要一大堆的材料，導致材料過多過濫，為材料而材料，于是，敷衍糊弄便成為不少人心照不宣、屢試不爽的“上策”。

　　說了這么多，并不是說材料、文件、講話、報告不重要，而是說我們不能事事都受制于材料、文件、講話、報告，畢竟它們都只是一種手段工具而已。我們干工作的目的，絕不是為了看材料而看材料，絕不是為了講話而講話。只有工作扎扎實實，材料才能有真材實料，講話才有真實內容，否則看上去再好的材料、再好的講話都是空中樓閣、自欺欺人。所以說，抄襲講稿的問題，說到底還是一個文風會風問題，是文牘主義在作怪，它折射出的是實實在在的“四風”之弊。只要各級領導堅持深入基層、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多講真實感受，多講群眾語言，多講短實新的話，就自然會把自己，也把別人從假大空的材料中解脫出來。如此這般，講話稿何須抄襲呢？（宛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