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計生與義務教育“捆綁”的做法，事實上正是對于公民教育權利的挾持。所有的計生“捆綁式執(zhí)法”現象，都到了該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時候了。

　　據《東方早報》報道，37歲的貴州興義農民王光榮不久前割腕自殺，因為繳不起4個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罰款”，而不交錢意味著孩子上學將受阻。

　　社會治理中一些壞的辦法，總是一再地引發(fā)更壞的結果，王光榮之死正是一例。王光榮的死與“超生罰款”之間的聯(lián)系，不會因為當地的“辟謠”而不存在。在報道中，王光榮的妻子表示，就在丈夫自殺的當天下午，三女兒從下壩小學回來后，還向她要“計生證明”。“計生捆綁”把一個生命，以及他身后的這個家庭捆綁了進去。

　　近些年來，將計生政策與其他政策“捆綁”的現象并不罕見。最近《新京報》剛報道過，湖南武岡一戶貧困家庭，由于超生遲遲申請不了低保，丈夫將癱瘓的妻子“扔”在鄉(xiāng)政府，最后導致“農婦之死”悲劇。除了上學、低保之外，各地和計生捆綁的還有醫(yī)保、落戶、購房、結婚登記、身份證明等各種“土政策”。

　　現階段公民應當遵守計劃生育政策，但這并不意味著，為了實現計生目的，就可以挾持公民權利。尤其是超生和交罰款的責任在家長，怎么能拿孩子的落戶權、受教育權作為捆綁或代價？這種“捆綁”事實上是對于公民教育權利的挾持。而這種挾持的根本，則是社會治理中的“懶政”思維，更是公權力的犯規(guī)與越界。

　　在王光榮之死的報道中，一名當地人表示，“興義教育部門對計生單位的要求有些遲疑，有教育系統(tǒng)領導提到不能因為計生工作讓適齡兒童無法讀書。”但是在不由分說的壓力面前，這種遲疑是無意義的，反對更是無效的。而這種“捆綁”，不僅讓一些地方的計生執(zhí)法面臨普遍合法性危機，也無法從根本上維護國策應有的嚴肅與效率。

　　愈是國策，愈應在法治之內依法行政。值得注意的是，興義計生“捆綁式執(zhí)法”還曾被視為一種柔性執(zhí)法：在2004年前后，因計生執(zhí)法不當，興義發(fā)生過兩名計生干部被殺的兇案。兇案發(fā)生后，相關部門探索計生執(zhí)法的其他方式，將最初的強制征收變?yōu)檩^柔和的“捆綁式執(zhí)法”。但是許多學齡兒童無法接受義務教育，以及王光榮最終割腕自殺的事實，還能表明這種做法是“柔和”的嗎？

　　就在不久前，32名律師、學者聯(lián)名的建議信，寄往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呼吁盡快清理各地新生兒落戶與計生掛鉤的違法規(guī)定，在全國范圍取消計生與戶籍的捆綁，消除“無準生證不能上戶口”的不合理現象。其實，不獨戶籍，任何關于計生的捆綁都應當被取消。

　　現在已有江西南昌、山東等地出臺新政，取消計生與戶籍捆綁，獲得民意普遍支持。為了避免更多悲劇，為了敬重法治和民意，所有的“計生捆綁”現象，都到了該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