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每逢春節后，各地工廠企業觸目驚心的缺工現象總是占據各大媒體顯要位置。去年11月，筆者曾在上海市中心一條長約1000米的街道上，數了數其中一邊櫥窗中的招聘信息，招工150人左右。時隔半年，發現很多招聘信息還掛在那里。

　　上周末，筆者到江蘇江陰鄉下一家工廠幫四川親戚訂購一臺機器。在和工廠老板聊天時，我特意問她，是否缺工？招工難不難？她很肯定地說：不缺工。原因很簡單，她的工廠效益還行，所開出的工資待遇自然要高一些，只要想招工，不愁沒有人。不過有些工廠確實招不到人，原因要么是工資太低，要么是不講誠信，經常拖欠工人工資。

　　她還把上海和她們當地的收入和開支做了對比：同時開出5000元月薪，江陰更吸引人，原因很簡單，江陰鄉下她提供的住房，一年只需2000元房租，而上海市區一個月的住房交通，起碼要花2000元，每個月還能剩多少？上海街頭普通飯店招聘大廚，開出的月薪為五六千元，而我的堂弟在四川“農家樂”做大廚，月薪達到5000元。對一個西部的大廚來說，上海已經沒有吸引力。

　　不管人口紅利是否已經消失，一些不經意間的變化已經發生。

　　首先，通過勞動力供給減少的倒逼，勞工權益獲得極大改善。我國勞動力供給的最高峰時期，也是我國勞資糾紛最嚴重的時候。勞工法律權利弱勢、政府部門執法不力都是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勞動力嚴重過剩。當年，很多待遇很差的工廠門口都排著長長的求工隊伍，你不干，外面還有很多人等著呢。工人連用腳投票的資格都沒有。工人工資因此被壓得很低，增長極其緩慢。

　　但隨著很多用工領域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形勢逆轉，不管是珠三角還是長三角，都出現了資方請求工人到廠工作的現象，待遇不得不提高，福利不得不有所完善，否則只好關門。困擾中國社會多年，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勞資糾紛，得到很大緩解。

　　不過也要注意，目前由勞動力短缺倒逼的勞工權益保障的改善，還是低水平的，一旦勞資雙方達到新的平衡，權益保障必定面臨新的問題。

　　其次，任何國家和地區在經濟放緩之際，最擔心的是失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決策層當時最擔心的就是2000多萬農民工失業返鄉可能帶來的社會政治影響。目前中國經濟出現明顯放緩跡象，但恰恰遇到勞動力供給明顯減少，經濟放緩的社會與政治壓力得以緩釋。借助這個機會來完成什么事業，必須慎重選擇，以免錯失良機。

　　再次，人口流動方向正在發生逆轉。以上海為例，據《勞動報》2013年7月報道，上海每年新增人口達到60萬～70萬人，其中70%為農民工，但是今年2月份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上海市新增常住人口為29.77萬人，人口增長速度大為放緩。

　　外來人口增長放緩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全國性的新增勞動力減少，二是上海包括整個東部，能夠給“低端勞動力”提供的薪酬水平與工作機會，與全國很多地方甚至西部相比，已經沒有太大的競爭優勢。這將很大程度上改變人口流向，一些多年的痼疾，比如東部城市為外來人口提供住房和子女教育的壓力、全國性的春運難題，將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社會管理和服務成本將有所下降。

　　第四，“低端勞動力”的減少，短時間內可能抬高本地居民的生活成本。在一些討論中，為了控制城市規模，往往有利用政策手段，變相強迫“低端勞動力”離開的聲音。殊不知再高端的城市，也需要大量“低端勞動力”比如廚師、服務員、快遞員、收銀員等存在，這些“低端勞動力”嚴重缺工時，要么提高工資，要么降低服務水準。

　　提高工資的成本很快會轉嫁到被服務對象身上，導致居民生活成本水漲船高。最近幾年，居民房屋裝修的人工費用大幅上升，即是生活成本上升的預演，相信接下來很快會蔓延到其他行業；服務水準的下降是相對的，體現在餐飲業上，至少東部城市的大飯店聰明帥氣年輕漂亮的男女服務員越來越少；同樣檔次的飯店，中西部中小城市廚師的烹飪水準不亞于甚至已經超過東部大城市。

　　如今勞動力短缺的確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是很快會有一些新的難題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