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免官員復出再次受到輿論關注。據悉，梳理2008年以來，引起輿論關注的52起官員免職案例，85名官員被免，29人起復，占比達34.12%。相關專家受訪時認為，即便三成被免官員起復，也比例偏高，有損“免職”的威懾力。（8月12日《新京報》）

　　被免官員起復現象這幾年來多次引起輿論關注和熱議。盡管輿論對此現象質疑、批評很多，但并沒有成為被免官員復出的阻力。如今，我們大概能看到被免官員復出的一些“規律”。

　　比如說，因突發事件被免職的官員，起復相隔時間多則一年以上，短則半年左右，且起復后的職位一般與原崗位平級。再比如說，因生活作風被免職的官員，則無人傳出起復消息。

　　涉“不雅視頻”者無人復出，表明復出是有底線的。但是，某些官員起復相隔時間半年左右，應該是違規的。因為對于被免職官員，《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明確規定，“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

　　由于沒有專門的制度規范被免官員起復過程，所以，目前形成的規律其實是官場的不成文規則。筆者以為，官員起復有“規律”固然方便了輿論監督，但更需要剛性的“規矩”去約束。

　　誰都有犯錯誤的可能，官員也不例外，問題是，究竟哪些官員犯錯誤后可以復出哪些又不能，復出后擔任什么職務，在制度上要有明確細致的“紅線”；即便某些官員具備復出的條件，但復出的程序是什么，也需要在制度上進行明確。

　　《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等文件中都過于簡單、模糊，不足以有效規范被免官員起復。盡管最近幾起官員降級案例，被認為是防止被免官員起復的有效辦法，但很顯然，官員被免職與被降級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懲罰，降級并不是遏制被免官員起復的解藥。

　　要想防止某些被免官員“帶病起復”，無疑，需要制定專門的制度，內容至少包括五個方面：一是對“免職”做出明確定性，防止“免職”變成臨時“擋箭牌”；二是對被免職官員在免職期間要有跟蹤監督機制；三是對官員起復要設置詳細的前提條件，滿足條件才可以起復；四是明確官員復出后的任職范圍；五是明確被免官員起復的具體程序，要透明并征求民意，接受監督。

　　不但要給被免官員起復立“規矩”，而且“規矩”出臺前要征求社會意見，因為無論是官員被免職，還是免職后起復，都是社會公眾高度關注的“焦點事件”。與其在事后被輿論質疑，不如在事前把民意“文章”做足。（張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