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昌大學學生宿舍樓的墻壁上，“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的大字赫然在目。墻角處的垃圾卻堆得溢出垃圾桶，鋪滿一地，惡臭撲鼻。

　　繼今年3月在7個學院的學生宿舍試點“學生自主保潔”后，這項據(jù)稱是“為了增強大學生主人翁意識和責任意識”的舉措，新學期在南昌大學全面推廣。但是，這朵看似美的花并沒有結(jié)出善的果。

　　一邊是校領導苦心孤詣地要“為孩子好”，試圖通過推動學生自主打掃宿舍、廁所、走廊，來鍛煉孩子、培養(yǎng)孩子、提高他們的動手能力。一邊是“孩子”發(fā)起“反自主保潔”聯(lián)名書，甚至有學生帶著報復心理要“幫昌大校長上頭條”。

　　當“踐行大學‘立德樹人’的使命”碰上“捍衛(wèi)校園民主”，本都是充滿正當性的美好訴求，拼到一起卻拼出了滿是火藥味的爭論和互詰，各方大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勢頭。這樣一場缺乏共識的大學新政，注定要將南昌大學搞得一地雞毛。

　　去年走馬上任的周創(chuàng)兵校長，估計也沒有想到一年之后的改革，會讓南昌大學迅速占領網(wǎng)絡輿論熱點。“我只是想讓學生們獲得多方面的鍛煉。”周校長的解釋帶著一點委屈。

　　這個60后中年人稱，“199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在勞動方面普遍比較薄弱”，并自稱“我年輕的時候做的比這個多得多，啥都做過”。其中顯而易見的邏輯是，我認為對學生好的，學生就應該去做。

　　可是，對面對這一命題的“孩子”——一群已經(jīng)成年、已經(jīng)擁有自己的思考與認知的大學生來講，他們愿意嗎？所謂的“自主”應是一種被動自主嗎？自身經(jīng)歷足以成為強制推行“自主保潔”的理由嗎？

　　當真實的意愿難以上達，當對應的權利從未界定，學生唯一可稱為自主的，除了消極對抗，似乎再無其他。可在與校方周旋的過程之中，很多學生也在重蹈一種只顧自身利益訴求，忽視方法和溝通的覆轍。

　　于是，宿舍樓的公共空間臟亂不堪，校園媒體借昌大的“韜奮路”稱發(fā)揚“韜奮精神”，影射“自主保潔”即學生“掏糞”。甚至有學生不恭地反問，校領導應該起帶頭作用，“自主保潔應該從每個人做起，就應該把行政樓和教學樓保潔員也撤掉，換作由校領導和校長自行保潔”。

　　校方的做法固有不妥，甚至存在飽受詬病的“簡單粗暴”現(xiàn)象，學生的回應亦是激烈，微博上、BBS上的充滿戾氣的聲音……二者申訴自身利益、相互攻訐的同時，犧牲的恐怕是這所創(chuàng)立近百年大學的聲譽。

　　事實上，倡導“自主保潔”，并非沒有其現(xiàn)實意義。特別是時下，高校學生的自理能力差，獨立意識不強，吃苦精神不夠。“自主保潔”正是培養(yǎng)學生自我管理能力的有益嘗試，讓教育回歸細節(jié)，從細節(jié)處開始培養(yǎng)學生的良好操行，可克服當前教育“失之于大”、“失之于空”等弊病。

　　可見，此次如火如荼地論爭，原罪并不在于“自主保潔”本身。

　　一項政策的頒布實施，在強調(diào)目的正當性時，還需有程序的正當性來保障。因為，正當?shù)哪康模�并不能保障程序、過程的適當性或正當性的必然實現(xiàn)。若用非適當性或非正當性的手段來達到正當目的，則正當性的實質(zhì)，很可能會徒具空殼。

　　對于校方和學生，都是如此。學生有責任，學校當然也有責任，不能簡單地把責任往對方身上推。理性地溝通，才是最終的解決之道。

　　在數(shù)月前的北京大學“燕京學堂”之爭中，我們可以看到民意的另一種姿態(tài)。校方項目信息不公開，有學生停止抱怨和調(diào)侃，轉(zhuǎn)身撥通了申請信息公開的電話；面對“并沒多少人反對燕京學堂計劃”的說法，學生們沒有報以嘲諷和噓聲，而是合力完成一份調(diào)查問卷；學校召開溝通會前，師生們整理出幾百頁的資料，并發(fā)出維持會場秩序的號召……每一個行為都微不足道，但民意的力量正是通過這些理性的行為才得以匯聚。

　　“學生如果一聲不吭，那這個學校還有什么希望，我們的民族還有什么希望？”周創(chuàng)兵校長曾坦陳，“如果工作好一點，學生的意見就會少一點，反過來你不能怪學生，要反思我們自己的工作。”從這個角度講，這場校園拉鋸戰(zhàn)不失為對學校和學生的一堂民主課。（宣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