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本來是習近平總書記用于描述中國經濟的一個詞，可是近來越來越被“跨界”指稱中國政治，一些媒體更是將其合二為一統稱“習近平新常態”。這或許會引發一些討論，但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中國社會為什么會出現新常態，為什么又能夠出現新常態。

　　新常態是中國社會的“應該”狀態反映的是對價值的堅守

　　一個社會決不只是人類自然本性的恣肆泛濫和叢林法則的簡單博弈，人們發展經濟、選擇政治更看重的是通過經濟政治的運行，實現他們理想的社會目標與價值追求。因而，圍繞特定目標和追求而呈現出來的經濟作為與政治努力就是該社會的“應該”狀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是當代中國社會最偉大的夢想，新常態反映的正是對這一價值的堅守。

　　我們以經濟新常態為例。告別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進入了調整盤點、穩中求進的狀態。很多人對中國經濟這一新常態很不適應，當作是力不從心的無奈之舉。其實不然，以今日中國經濟之實力，再來一個4萬億甚至8萬億的經濟刺激都不是一件難事。問題是我們為什么要去做那樣一件飲鴆止渴的事情呢？經濟新常態恰恰表明中國在“經濟應該是什么和為什么”上弄清楚了。

　　經濟應該求“好”而不只是“快”，經濟發展應該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強大的物質基礎而不僅僅是數字游戲，經濟發展的成果應該能為最廣大的民眾所共享，而不是變為少數人積累財富要挾社會的工具，經濟發展既要立足當下更要著眼未來，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是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也是李克強總理以改革為主打的“強式改革”，而不是片面的財政貨幣刺激。

　　依靠財政寬松貨幣“放水”固然能維持一時的經濟高增長，依靠廉價勞動力為世界打工也能換來天量的國際貿易順差，但這不是持久之計。我們這么大的國家，不能做其他國家的技術附庸、經濟附庸。我們可以引進技術，但不是什么東西都可以引進，“關鍵技術還是要靠自己”；我們要善于運用國際分工、比較優勢發展自己，可是一個大國尤其還是有獨立政治形態追求的大國，沒有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同樣是不可想象的；我們是可以用貿易換回可口可樂、波音空客甚至大量的美元，但是不可能換回強大的國防、高端的產業、高素質的勞動者等大國之所以是大國的“標配”。而所有這些是慢工出細活，需要的是工夫、是耐心、是堅守。

　　經濟上的“應該”自然帶來政治上的“應該”。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到依法治國，從把權力裝進制度的籠子到重申政黨理想信念，讓人民群眾不僅形式上當家，更要事實上做主，中國政治新常態方興未艾。“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習近平總書記這番話就是對中國政治新常態最好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