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矚目的慶安槍案，又迎來新進展。先是5月9日徐純合妻子的兩位姐姐發表聲明：徐純合的堂兄弟與鐵路公安簽訂的補償協議無效，并委托兩名律師調查追責，接著，11日四名律師取得徐純合母親權玉順的授權對此案重新追責，她表示：“我當時就說了，不要20萬。”

　　慶安槍案發展到現在，儼然成了一個結，而解開這道結的最好方式就是法治。這里說的“法治”，指的是涉事幾方都應“信法”，促使案件回到法治框架下解決。如今徐純合家屬一方委托律師追責，已是據法維權的體現；而當事的另一方涉事鐵路公安部門，也應依法行事。

　　事實上，該案現在引發公眾疑竇，就跟“法治化解決”思維的缺失有關：在槍案發生后，涉事鐵路警方匆匆與死者徐純合的堂兄弟簽訂“補償”協議，但這于法于情都是不妥當的。“近親屬”的概念，在民事、刑事法律上有嚴格的界定，只有配偶、父母、子女等能作為法律意義上的“近親屬”，行使包括聘請律師、主張（變更、放棄）訴訟請求等權利。而這次鐵路警方卻是與并非死者“近親屬”的堂兄弟簽訂了協議，堂兄弟本身有沒有得到死者母親、妻子的授權？簽訂的協議是否是近親屬真實意思的表示？

　　如今徐純合的母親等聲明之前的“補償協議”無效，加劇了這層質疑。它也讓人覺得，涉事鐵路警方是急于維穩，才會“不明智”地與死者堂兄弟簽了協議，導致目前自遺其咎。它跟法治思路相悖，也只會把矛盾壓得更深。

　　而要促使問題沿著法治路徑解決，還得有關主管部門的積極作為。需要說明的是，事發地是慶安火車站，屬于鐵路警方的管轄范圍，并不歸慶安縣公安管轄，其上級單位是哈爾濱鐵路公安局。但在輿論質疑聲四起的情況下，該部門卻一直不理不睬，形成了“平靜的暴風眼”。結果，慶安縣政府、哈爾濱市公安局紛紛“躺槍”，幾乎被網友的口水淹沒。拋開陽光司法、公民知情權不說，自己藏在掩體里，讓兄弟單位頂雷，真的算有擔當嗎？

　　全面依法治國，如今已成我國的基本治國方略。這投射到每起具體的案件中，就是要依法辦案，以民眾看得見的方式傳遞出法治公平。慶安槍案如今仍是質疑聲難消，在此情境下，必須將其導入“法治路徑”中來。光是家屬欲依法申訴，這還不夠；哈爾濱鐵路公安局方面也該盡責，回應輿論關切，并責成調查，而作為上級主管單位的公安部，也該出面管管這樁大案，敦促其依法妥善地解決，真正以“法治”為公約數處理爭訟和問題，以對接社會的法治正義期許。（徐明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