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應光國課題組獲取首份中國抗生素使用量和排放量清單，預測得出全國58個流域的“抗生素環境濃度地圖”。在北方海河流域污染最嚴重，在南方珠江流域污染最嚴重。盡管珠江流域的抗生素排放總量低于洞庭湖、淮河、長江等流域，但珠江流域的抗生素單位面積排放密度在全國58個流域中屬于最高等級，達到70.3-109千克/平方公里·年。

　　全國58個流域都被抗生素污染的現實直指今天人類生存的一個重要法則，天地人合一。體現在人類健康上面，即是“同一世界，同一健康”。顯然，這種關系絕不是像中國2008年奧運會口號“同一世界，同一夢想”那么浪漫，也更非“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一江水”那么甜蜜，而是一種一損俱損的痛苦。因為，你住珠江頭，他住珠江尾，共飲污染水。

　　人類的生存和健康離不開地球上的其他生物、環境、氣候以及人與人相處的行為方式，鑒于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全球范圍出現數十種新的人類傳染病都與動物和環境有關，2004年國際野生動物學會在泰國曼谷召開了“同一世界，同一健康”（One World，One Health）會議，重新強調人類健康與生態系統健康緊密相關，以及野生動物和生態環境對新發傳染病的發生和流行的重要影響。

　　人的生存和健康與生態、環境密切相關的哲學思考在最早的東西方思維中都能追溯到源頭。古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在其約公元前400年的著作《論空氣、水和地域》中提出，人類的健康（公共衛生）取決于環境的清潔。與此同時，中國的莊子（前369-前286）在其著作《莊子·山木》指出，“人與天，一也”；“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闡明了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共存共生的。因此，人的健康也取決于生態和環境的健康。

　　但是，今天人們幾乎忘掉這一點了，于是才有了“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的明確概念，并希望向全球傳遞這一理念。不幸的是，中國目前的水、環境和生態污染表明，“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的理念并沒有得到傳播，更不用說人們廣泛認同這一理念了。抗生素污染全國58個流域其實就包含人與生態，人與環境密不可分的關系。但更突出的是反映出人的短視和對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的背離。

　　中國的河流和土壤被抗生素污染的事實基礎是，2013年中國抗生素總使用量約為16.2萬噸，其中48%為人用抗生素，52%為獸用抗生素。中國東部的抗生素排放量密度是西部流域的6倍以上。在抗生素消費的和排放中，養殖業又占了大頭。在污染水體的36種常見抗生素中，獸用抗生素的比例高達84.3%，其中阿莫西林占第一位。

　　在養殖業中，一頭豬的平均污水排放相當于10個人的排放量，并且養殖廠排放污水中的抗生素隨污水進入受納水體和土壤環境，也有可能滲入地下水。由于沒有監管，也沒有水體和環境中抗生素排放的限制指標，目前中國抗生素殘余排放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江蘇、浙江、上海等地的調查表明，近六成兒童的尿液中含有抗生素。2014年5月，華東理工大學等機構發表的研究報告稱，中國地表水中含有68種抗生素。

　　濫用和排放抗生素到環境和水體中顯然源于一種“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的觀念，而且誤以為把抗生素排放到環境后就萬事大吉，頂多也就是危及下游和他人，與己無關。然而，在同一世界的環境下，通過同飲一江水，甚至空氣的傳播，所有人都會遭遇兩種危害。一是直接損害人體健康。因為，環境中殘留的抗生素可以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二是造成更多的耐藥菌產生，讓耐藥菌在細菌、動物和人類之間循環傳播，增加致病性。2000年至2014年出現綠膿桿菌，對阿莫西林等8種抗生素耐藥性達100%；肺炎克雷伯氏菌，對西力欣、復達欣等16種高檔抗生素的耐藥性高達52%-100%。現在美國的一項研究發現，耐藥菌甚至可以通過空氣傳播。因此，所有人的健康都難以保全。

　　另一方面，由于人的行為主要指向滿足人的需求為目標，“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的理念也會背離，人的健康也難保障。例如，今天有一個現實是希波克拉底和莊子等人并沒有面臨和認識的，即人類過多地擠壓動物的空間，導致更多的人獸共患病發生。統計表明，目前人獸共患病有200多種，75%新發傳染病為人獸共患病。60%的人獸共患病來自動物，80%人獸共患病病原體可寄生于多種宿主，在新發現的132種致人患病的病原微生物中，有99種為人獸共患病病原微生物，能夠引起人類疾病的人獸共患病病原體是非人獸共患病病原體的2倍。

　　產生這一切后果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與動物的親密接觸和人擠壓了動物更多的生存空間，例如，艾滋病、埃博拉、SARS等，都是從動物傳播到人，而起因則是人捕食野生動物。如果人類不能保證環境的干凈，如用抗生素和其他工業污染物污染環境，以及擠壓野生動物的空間，人就不能自保自身的健康。因為，今天不止是沒有人是一個孤島，就連環境和生態都不會是一個孤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