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40年我國再次重啟特赦制度，赦過宥罪，“與民更始”，既展現了執政信心又飽含法治理性，同時也釋放出刑法寬容性的巨大力量。

　　特赦，意味著刑罰的消滅，是對特定的犯罪人免除其刑罰的全部或一部的執行。赦免制度在我國歷史悠久，蘇軾曾撰文“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說每次皋陶法官用刑殺人，帝堯都赦免，三殺三免，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執法的嚴格，感念帝堯的仁愛心懷。可見古代的赦免制度，多依附于君權，意在用“大赦天下”籠絡人心與穩固政權，所以越是亂世，恩赦的次數也會越多。

　　區別于古代特赦的“法外之仁”，此次我國啟動的特赦制度是現代法治中不可替代的“法內之仁”。

　　首先，法律依據明確。我國現行憲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決定特赦的職權；憲法第八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發布特赦令實施特赦。我國刑法則規定了特赦的法律后果，刑法第六十五、六十六條規定，被特赦的罪犯釋放后再次犯罪的有可能構成累犯，依法從重處罰。

　　其次，有度有限。此次審議的決定草案將特赦對象限定為在建國前或建國后參加過保家衛國和反侵略正義戰爭的人員以及“一老一少”的特殊群體，并且規定其中幾類特殊、嚴重犯罪的罪犯，不予特赦。同時，特赦的罪犯必須已經服刑改造了一段時間，釋放后不具有現實社會危險性。特赦的針對性強，對社會治安基本無沖擊，有效突出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這一主題，也為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背書。

　　又次，赦刑不赦罪。特赦僅免除服刑罪犯刑罰的未執行部分，經特赦免除其剩余刑罰執行的犯罪人，視為刑罰已執行完畢，今后便不能以先前的刑罰沒有執行完畢為由被追訴。這不是免除全部刑罰，更不是宣告無罪，是赦免其刑但不赦免其罪。可以說，被特赦的對象仍然是“戴罪之身”。

　　隨著法治不斷走向文明，我國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趨勢越發明顯，在刑罰領域體現的最為明顯，刑罰的愈發人道和愈發輕緩成為潮流。動用刑罰意味著剝奪罪犯的社會、經濟生活或者家庭環境，意味著惡害。在罪犯服刑期間，其家庭成員

　　的生活也要受到牽連，后患極大。同時我們必須承認，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在特定的時期出現嚴厲和不正當的刑罰設置是完全可能的，一旦司法機關的定罪和量刑過于嚴厲或者明顯不正當，法治不公將由個別人來支付沉重代價。特赦制度是刑罰的網開一面，是國家對刑罰權的放棄，以特赦制度作為糾正和彌補的機制十分必要。如果能將特赦與減刑、假釋、監外執行等刑罰制度有機結合，對提升我國刑罰制度的人性關懷，促進犯罪人改過遷善、復歸社會將不無積極的作用。

　　康德曰，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相應的，法是為人而存在的，而不是人為法而存在。刑法的任務并不僅是為行為尋找刑罰的根據，將犯罪人視為維持規范的手段，更在于維護人尊嚴的不可侵犯，修復因犯罪而遭受破壞的社會生活秩序。正如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陽的光輝卻無法展示太陽的全貌，罪也無法全面表現一個人的人格。犯罪人的心內一隅仍舊保留著愛的可能性，有著與他人一同生活下去的渴望。李斯特言，“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就是提醒我們不要只看到犯罪人，卻對制造犯罪的原因視而不見。刑罰的任務不在于隔離、恐嚇和排斥，而在于洗刷因犯罪而變得骯臟的人的本性，以寬恕同情之心尋找并鋪就其復歸社會的金橋。

　　特赦制度的重啟迎來諸多贊許之聲，同時也難免面對一些顧慮，其實我們大可以對這種各國通行的法治舉措有信心，因為除了法律的理性叫人放心，人性的光輝更足以信賴，畢竟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