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發(fā)布的《2013年應屆生就業(yè)調查報告》顯示，從畢業(yè)生的城鄉(xiāng)來源角度分析，農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畢業(yè)生成為就業(yè)最為困難群體，失業(yè)率高達30.5%。(10月18日《中國青年報》）

　　不知什么時候起，農村普通本科生成了“特殊群體”。相比上職業(yè)院校的農村學生，他們更勤奮，天賦似乎更好。相比上重點大學的農村學生，他們可能一樣勤奮但天賦稍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境況，讓他們一方面有心氣，一方面囿于出身弱勢，往往成為大學一畢業(yè)即失業(yè)的首當承重者，用社科院的數據來說就是，他們是就業(yè)最困難群體，畢業(yè)生有三成失業(yè)。

　　這種說法是否意味著，在“農村背景+普通本科院校生”之外，這個群體又多了一重標簽——高失業(yè)率？即便或上升為某種社會現象，筆者不愿這種所謂的社會現象被廣為討論。因為即便是不公平現象，討論多了，不公平的也會成為“合理的存在”。就好比說，某個用人單位在篩選應聘書時，看到”農村出身+某普通本科院校畢業(yè)“的信息，會不會得出“高失業(yè)率群體”的結論？并影響用人單位做出公允不帶偏見的判斷？

　　“農村背景+普通本科院校生”本來就有愈演愈烈的污名化之嫌。被媒體妖魔化的毛坦廠中學就以批量生產“農村背景+普通本科院校生”著稱。光幫助復讀生上高職院校不會造出神話，像衡水中學那樣動輒造出上百個北大清華生沒那些資源和實力。媒體對毛坦廠中學的詬病就是，這些出身農村考上普通本科院校的學生就像機器生產出來的標準件，大學畢業(yè)后勢必現出原形，失業(yè)率高的就是他們。社科院的報告似乎驗證了這一結論。筆者反對對他們加以“高失業(yè)率”的標簽，因為知道被標簽的弱勢群體容易產生受害者心理，有受害者心理的人容易自暴自棄，動輒歸咎出身和社會，而且容易產生侵略性，客觀導致社會對他們的歧視不公平。

　　中國青年報指出，對這個群體的人要施以援助，需要社會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提升他們的信心。其實不然，對某個群體進行援助等于承認他們的弱勢地位，標簽化農村大學生的主體沒什么好處。剛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迪頓認為，援助本身可能會消磨落后者奮斗的意志、掩蓋各種制度缺陷帶來的不足，從而讓不平等長久持續(xù)下去。援助并不可能真正解決不平等或貧困，要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唯有通過提升國家能力一途。

　　套用迪頓的說法，對農村出身的普通本科院校學生，標簽化甚至援助他們對他們沒有好處，要根本解決這一問題唯有通過消除城鄉(xiāng)二元對立和實現城鄉(xiāng)教育均衡。再者，對農村大學生而言，知道光上大學還不夠，畢業(yè)后由于競爭力不足容易失業(yè)，主動調整自己本來端著的心態(tài)，別動輒拿找不到工作就考研考博麻醉自己，反而容易激發(fā)出他們奮斗的動力，從而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境況。從這個意義上看，某種不公平、弱勢地位的存在可能會有利于社會活力。

　　問題是有存在，但很難說是現象，而且現象化對所謂現象主體反而不利，還是希望媒體高抬貴手，希望公眾正常對待，別把高失業(yè)率炒成“農村普通本科院校生的”的第三重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