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檢察日報》報道，又一名被行賄者“圍獵”的貪官受到了法律懲處：甘肅省隴南市武都區工信局原局長董社有，被認定受賄332萬元和891.16萬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沒收全部非法所得。日前，董社有已被送監執刑。

　　近年來落馬的貪官中，董社有的級別并不高，離“老虎”還差得遠，或許只能算是“蒼蠅”，他之所以能夠上《檢察日報》的“貪官榜”，主要是因為他的犯罪事實十分典型，對公職人員具有突出的教育警示作用。他被司法機關查處后，無比悔恨地說：“應該把那些行賄的老板都判刑，他們都是些害人精。”作為一名遭到行賄者“圍獵”的貪官，董社有對行賄者充滿切齒痛恨，對自己被“拉下水”倍感委屈的心態，在被懲處的貪官中也是比較普遍的。

　　對那些以金錢開道“圍獵”官員的行賄者，不但被“拉下水”的董社有們痛恨不已，社會輿論也加大了口誅筆伐的力度。在不少人看來，在行賄人與受賄人這一對特殊關系中，行賄人往往是主動一方，如果沒有行賄人向官員發起“圍獵”，官員也就沒有受賄的可能和機會。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大多數官員原本都是好的，只因為行賄人手段太卑劣，“圍獵”攻勢太猛烈，一些官員才在稀里糊涂之間失守淪陷，他們的腐化墮落固然可恥，同時還有更多可憐的成分——原本是好端端的官員，不幸被不法分子的“糖彈”擊中，成了行賄人的“獵物”，蛻變成了腐敗分子，豈不可憐？

　　行賄人比受賄人更加主動，且更可恥可恨，然而兩者最終承受的結果卻不相同。受賄的官員以受賄罪被追究刑責，輕則被判三五年有期徒刑，重則被判無期徒刑直至死刑；行賄罪可判的處罰本來就比受賄罪輕，刑法又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一些行賄人正是利用這條規定，想辦法使自己符合“減輕處罰或者免于處罰”的條件，從而獲得從輕處理。面對這種反差，別說那些受賄被判刑入獄的官員會感到不平衡，輿論也普遍認為法律對行賄人的處理過于寬宥，甚至客觀上起到了縱容、鼓勵行賄行為的作用。

　　不過，法律不只是要考慮行賄行為與受賄行為表面上的主次關系，法律更要考慮行賄人與受賄人內在的真實關系。實際上，在一個權力與市場有形無形緊密交織的社會中，一些官員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不但能夠幫他人辦成許多事情，而且也不憚于主動向對方“邀約交易”，甚至故意刁難要挾以索取賄賂。以董社有為例，他最初的確是被幾名做工程的老板“拉下水”的，但他在主動索賄方面也毫不含糊——不但長期“借用”商人的汽車無償使用，還不時向他們發出“該送錢了”的暗示或提示，比如以孩子考上大學為名，主動向商人索要“盤纏”，對方給了5萬元他還嫌少……這已不只是行賄者在“圍獵”貪官，貪官反過來其實也是在“圍獵”行賄者。

　　從根本上說，在行賄與受賄這一對矛盾中，受賄人永遠都占據著主導地位，永遠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方如果沒有受賄的可能，另一方就不會有行賄的意識，一方如果沒有受賄的客觀存在，另一方就不會有行賄的主觀行動。所以，法律對受賄行為的懲處，必然要重于對行賄行為的處罰。去年8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完善了行賄犯罪財產刑的規定，提高了對行賄罪從寬處罰的條件（只有犯罪較輕，檢舉揭發行為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現的，才可以免于處罰），并增加規定，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其近親屬等關系密切人員行賄的，以行賄罪論處。新刑法加大了對行賄人的打擊懲處力度，但行賄人受到的處罰仍然輕于受賄人，兩者的輕重之別不應改變也不會改變。

　　行賄人為達目的無所不用其極，他們的確是罪不可赦的“害人精”，但被“圍獵”的官員也并不冤枉，他們一不留神就成了行賄人的“獵物”，三下兩下就被“拉下水”去，他們同樣也是不折不扣的“害人精”——不但積極配合被“圍獵”從而害了行賄者，進而害了市場秩序、政治生態和法治環境，最終也害了他們自己。被“圍獵”的董社有們裝出一副受害者的樣子，卻不知自己也是貨真價實的施害者，豈不悲乎？（衛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