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下午3時許，洛陽K69路公交車行至定鼎立交橋西公交站，上來一位手拿鐵锨、農民工模樣的中年男乘客，他走到車廂前后部交接處，坐在了臺階上，而這位男士的旁邊就空著一個座位。記者詢問他有座位不坐的原因時，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農民工兄弟稱，他也沒想那么多，只是覺得自己身上臟，不想打擾人家。

　　這僅僅是記者的一則日常見聞，卻再一次毫無意外地引發輿論關注，個中情緒耐人尋味。有人不吝對這位男乘客寧可自己坐地上也不影響他人的公共意識點贊，還有人下意識地聯想到這是城鄉二元體制所制造的身份隔閡的必然。從出發點而言，我相信這些“情不自禁”的情緒流露，都可以說是對農民工境遇的一種同情式關注。但這樣的關注真的足夠恰當嗎？

　　如果說因身上臟怕影響他人而選擇不坐座位，是一種值得倡導的道德行為，那么這位男士的表現不過是盡了本分，無需過度解讀。鑒于此，先入為主地將農民工的道德水平設置在洼地，然后來一個“意外”的稱贊，看似贊譽，其實不過是一種隱性的歧視與話題消費。

　　這樣的同情式關注看似善意滿滿，卻在實質上強化了城鄉心理差距和身份隔閡，讓旁觀者多了一次抒情機會，卻對改善農民工的實際處境并無用處。

　　其實，農民工首先也是權利無差別的公民。對這個群體的關注，應該剔除城鄉割裂所制造的道德俯視和優越感，將之還原到個人權利的角度。他們在公共視線中所呈現出的“弱勢之境”，無論是討薪的艱難，還是社會保障的欠缺，最不缺乏的正是道德抒情式的圍觀，相反，正是對于他們應有平等公民權利的關注與維護等“嚴肅”議題的參與和介入不足，才導致了在今天，人們在看待農民工時，始終難以超越道德范疇。

　　其實，對任何“弱勢群體”的關注，最好的視角都是平視——無論是權利還是道德。只有從一個平等公民的角度去打量他們，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他們的“崇高”與“卑微”，體認他們到底缺乏怎樣的“關心”，又最需要得到怎樣的外界關注。所以，不妨克制那些貌似“自然流露”的對農民工“有座不坐”的高蹈抒情，這更是一種尊重。（朱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