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被逮捕的高文律師事務所年輕女助理趙威(網名考拉)7日獲取保候審，她不僅當日通過微博證實自己獲得自由，還隨后通過長微博發了“致朋友們的一封信”，講述了自己“成為別有用心的人的棋子”這個過程，表達了自己追悔莫及的心情。這件事迅速引起中外媒體關注，一些聲音譴責相關律師對“考拉”的欺騙利用，也有聲音質疑發表上述公開信是否出于“考拉”本人的意愿。

　　北京警方去年7月拘留了鋒銳律師事務所及高文律師事務所的7名“人權律師”和助理，其中包括“考拉”和雇她做助理的“人權律師”李和平。今年1月上述7人被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批捕。

　　“考拉”在公開信中介紹了自己帶著關注公平、正義及社會公益活動的愿望走進“維權律師”群體的經過。她被許諾高薪，而后來才知道，項目資金和她的薪水都來自某境外機構的資助，而這家機構所做的事情就是搜集、整理國內敏感案事件的資料并進行炒作，借此抨擊中國的司法體制和社會制度，鼓動改變現行體制等。

　　一個擔任助理的20幾歲女孩子，她介入那些違法事件的程度應不如李和平等“人權律師”深，她獲取保候審大概與此有關。另外這封信讓人能看出，她對問題的認識與取保候審的條件的確有所對應。

　　中國不是天堂，更不是地獄，我們是一個既復雜又總體健康的高速發展社會。24歲的年輕人容易受到誤導，產生一些偏激看法，做出激進行為，但如果他們接觸了更全面的材料，往往是能在思想上轉變的。我們希望“考拉”就屬于這樣的情況。

　　去年中國警方約談、調查了部分律師，那些人和龐大的律師隊伍相比是個極小的圈子。最后被逮捕的又是那批律師中的極少數。中國整頓秩序觸及了社會的方方面面，西方輿論與網上一些公知互動，重點關注律師界的情況，夸大被抓律師的人數，把所謂“抓律師”作為中國社會的突出行動來炒作，硬生生地制造了一個中國政府“打壓維權律師運動”出來。

　　其實無論非政府組織(NGO)，還是“死磕派律師”，都不是中國社會治理的集體對立面。每個圈子都有管理上的共性問題，但是涉及違法的破壞者通常是極少數，對違法的追究更會是具體的，一事一議的。

　　律師行業是中國司法體制的一部分，絕大多數律師為中國的司法進步貢獻了力量，個別人打著“維權律師”旗號做破壞現行體制的事情，觸犯了法律底線。他們需要為此承擔法律責任，這不干律師行業的事。

　　搞非法政治對抗有風險，相關人士應當心知肚明。由于有西方和境外一些勢力的支持，對一些人來說這種高風險也意味著某種知名度及進入外部勢力保護圈的好處。他們中的很多人并非、或者不僅僅是“為理想而戰”，而有著自己獨特的利益計算公式。他們自己愿意那樣干是一回事，但最好別裹挾涉事不深的年輕人，尤其他們應放過“考拉”這樣的女孩子。

　　未來中國如何走，是整個世界的大棋。一些國內精于計算的人也很可能被外部勢力算計了，當了人家的槍。從歷史更宏觀的視角看，他們很可能被最終證明也是一群半受騙、半主動上鉤的幼稚者。

　　不管怎么說，“考拉”重獲自由，她在公開信中表達了“告別舊我，不負韶華，展現一個全新的考拉”的愿望。我們祝愿她真能把舊的一頁翻過去，盡享屬于年輕人的未來。(作者是環球時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