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世界進入了和平和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在這一階段，全球化不斷深化并非偶然，而是在人類科學技術進步的推動下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這一歷史進程中，處于中心地位的是貿易、投資和金融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為了更好地適應全球化的進程，增進對話與合作，國際社會形成了一系列的國際制度與規則，以及一系列的國際組織平臺。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表現為這些平臺、規則與制度。但這些制度和平臺有中性的和非中性的。一方面，我們無法簡單地以“好”或“壞”加以評價。盡管部分制度具有非中性，也無法否認許多制度與規則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維持穩定與有序的基石。另一方面，避免非中性制度帶來的分化。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全球治理提供了大量的公共產品，而即成的制度安排中卻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無法體現它們的貢獻。

　　進行全球治理，維系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規范各國互動與活動，需要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制度體系。我們不是要另起爐灶，而是要通過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努力，積極開展南北對話，進一步完善和增強全球治理的制度體系。共同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及治理制度，符合各國的共同利益。創新、活力、聯動、包容也正是今年G20杭州峰會的主題。如果G20正是一個展示我們訴求和主張的重要平臺，那么一帶一路倡議等具體舉措也展示了中國對于推動全球經濟發展和進行全球經濟治理的具體努力。具體來說，這些努力包括：

　　第一，分享經驗，合作解決發展問題。

　　當今世界亟需尋找新的經濟發展的來源，如今我們也在做一些重要的嘗試，例如基礎設施投資。但是，圍繞如何有效地投融資和運行一個基礎設施投資項目，非常需要各國之間進行經驗分享。通過有效的投融資，進行可持續的、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從根本上改善民生，為發展經濟提供物質層面的便利和基礎。

　　第二，進行區域內和跨區域金融合作，并設置危機預防機制和信息共享平臺（在金磚國家之間或在G20國家之間），以避免外部金融風險。

　　第三，調整和整合全球價值鏈，互通有無，積極合作。

　　這意味著尋找合適的連接點，例如，中國重新定位的產業鏈由于其人口老齡化的一部分，而其他一些國家的人口優勢。此外，相互補充，互通有無也非常重要，例如歐洲有更先進的技術，例如清潔能源技術；歐洲有更多的項目融資的經驗，如PPP（私人公共伙伴關系）等。重新分配和整合資源，有利于開發生產能力，提高效率。

　　第四，建立特別經濟區（SEZ）。

　　在目標國家建立經濟體區，并分享運行特區的工作經驗。設立特別經濟區是用多元的方法來減少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嘗試，在目標國家和地區建設特區，并在當地生產，介紹和引進技術，并求得政策和環境支持，并將在經濟特區生產產品出口到中國、德國和世界其他國家。

　　第五，培育信任。

　　全球經濟治理與安全治理機制是不對稱的。在不少區域內部，缺乏足夠的安全機制，導致信任和信心的短缺，阻礙了經濟一體化的進程。鼓勵建立制度和培育信任的舉措包括，例如，在亞洲召開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ICA）。

　　最后，避免不公平和非中性制度的危害，還要在新成立的平臺（機構）和已建立的平臺之間建立對話。這樣的合作例如在AIIB和世界銀行之間建立合作機制，共同為探索全球經濟增長和全球經濟治理出謀劃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