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12月20日聯合發布《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進一步明確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的法律標準，統一執法尺度。電信詐騙犯罪只要詐騙數額達到3000元即構成“數額較大”，以犯罪論處。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通過電話、網絡和短信方式，編造虛假信息，設置騙局，對受害人實施遠程、非接觸式詐騙，誘使受害人給犯罪分子打款或轉賬的犯罪行為，嚴重危害公民財產及生命安全、造成社會恐慌、破壞公序良俗、挑戰法律尊嚴，為法治社會所不容。尤其一系列命案，觸發社會情緒，公眾對嚴打此類犯罪呼聲日高。適時出臺《意見》，將各種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行為納入其中，對電信網絡詐騙實施精準打擊，凸顯法律對現實的關注、對人本的關懷。

　　“造成被害人或其近親屬自殺、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嚴重后果的”“冒充司法機關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詐騙的”“以賑災、募捐等社會公益、慈善名義實施詐騙的”等十類情形屬于“酌情從重處罰”情節，有很強的現實意蘊，“徐玉玉案”就集合了前兩種情形。對以慈善名義實施詐騙的行為施以重罰，在網絡募捐風行的今天，亦有重要的規范意義。《意見》除了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量刑標準進行細化，從源頭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從資金去向上斬斷犯罪“黑手”之外，首次明確提出了“全面懲處關聯犯罪”的基本要求，將為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撐。

　　鑒于電信網絡詐騙的犯罪對象、犯罪行為、犯罪方法非常復雜，法律一直在查漏補缺。如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新增設“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罪名；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取而代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近年來也出臺過不少法律解釋，如2011年的“關于辦理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不斷修法、釋法，目的只有一個：校正法律“準星”，打掉電信網絡詐騙的囂張氣焰。

　　一些電信、網絡行業發展較早的國家，面對無孔不入的電信網絡詐騙行為，都進行了專項立法。如美國繼1991年通過《電話消費者保護法》后，又在2003年通過《控制非自愿色情和推銷侵擾法》。此外，還有專門針對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如《電子通訊隱私法》《兒童在線隱私保護法》《反未經請求電子郵件法》《反垃圾郵件法》等。在這方面，我國法律體系存在碎片化現象，系統性有待提升。譬如個人信息保護領域，相關保護規定散落在一些法律條款中，與時代發展不相適應。反電信網絡詐騙，也面臨專門立法這一課題。

　　立法是根，執法是基，具體到反電信網絡詐騙，執法體制亦應與時俱進，從傳統中突圍。電信網絡犯罪嫌疑人潛伏在異地，毫無障礙地面向全國實施詐騙，司法機關往往“畫地為牢”，僅對本地報案案件有管轄權。“狡兔三窟”，“獵犬”卻守株待兔，“獵取”難度可想而知。未來，這種局面應有所突破。由于反電信網絡詐騙涉及部門諸多，直接相關部門包括公安、電信、金融監管、銀行等，間接相關部門包括互聯網、云服務、網絡電話提供商等，跨部門聯合執法能力建設也是反電信網絡詐騙的重要選項。

　　精準打擊電信網絡詐騙，體現執法為民之精義。《意見》的立體化制度設計在字里行間浸潤著對這一問題的深刻體認，順應了廣大人民的殷切期待。（練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