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某街道聯防隊員楊喜利打砸強奸案引起了全社會廣泛關注。如果說小悅悅事件挑戰了人們的道德底線的話，而楊喜利一案則讓我們反思道德淪喪的同時，更需要進一步追問案件背后的管理失范問題。
媒體報道，受害人丈夫楊武絕望無助，痛哭流涕說：“我是世界上最窩囊的丈夫”。在深圳寶安區西鄉街道，一位聯防隊員手持鋼管、警棍闖進家中，一通亂砸后，對老板娘進行長達一個小時的毒打和強奸。她的丈夫則躲在幾米外，不敢做聲，眼睜睜看著妻子遭此橫禍，一個小時后才敢悄悄報警。目前警方已呈報檢察院，要求批捕。社區相關負責人則稱，他是臨聘人員，事發也不在上班時間，他毆打強奸別人，這屬于個人行為，與社區沒有任何關系。
近年來，一些“聯防隊員”、“合同制警察”和“臨聘協警”的道德水準和執法能力飽受詬病。作為村（社區）級組織的一支群眾性防范治安案件的隊伍，治安聯防隊大多為臨時招聘的青壯年。在一定歷史時期，起到了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可是這些年，個別聯防隊似乎成了“擾民隊”，經常替代警察查戶口抓人等，釀出了一些“不該發生的故事”，諸如調戲婦女、吃拿卡要、肆意打人……甚至鄭州某聯防隊因涉黑遭到嚴肅查處。
具體到楊喜利一案，老百姓稱，楊喜利是出了名的脾氣暴躁，打跑了幾個老婆。“他在毆打他人時，只要還手，就往死里打”。這哪是執法人員，簡直媲美《天龍八部》里的“四大惡人”。公眾要問，如此聯防隊員是不是按照必要、必需的原則及合法的程序，嚴格把關招聘使用？是不是進行了必要的嚴格管理？是不是違規甚至違法賦予了他們過多、過大的權力？
但是往往這個時候“臨時工”成為相關部門的護身符。聯防隊員介紹，楊喜利案發前正常上班，參與日常巡邏，脾氣暴躁，平時就被投訴很多，但領導也拿他沒有辦法。相關負責人則稱，在事發前幾天，就因為他喝酒，對他作出了解除合同的決定。但至今制服和警棍、鋼管等也沒有收回來，本人也沒有簽收解聘通知。這不能不讓人追問，在執法暴力背后到底潛藏什么樣的“管理暴力”？
在個別地方，“管理暴力”已經成為解決一些管理難點的重要手段，特別是在處理與外來流動人口伴隨的棘手問題的時候，在出租屋、市場攤點、發廊餐館、各類店鋪等等這些難點地段，粗暴的、非人性化的管理思維一再成為揮之不去的幽靈。楊案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它逼問我們，在城市外來人口的公共管理領域，相關部門是把他們當做“新市民”，還是舊體制陰影下的“暫住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