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討薪季節癥”需重塑市場契約精神

　　龍年春節將至，農民工年底“突擊討薪”再次成為社會聚焦的熱點，這個歷久彌新且為全社會所關注的話題，雖然經過多年治理，但仍不見根本性緩解。面對討薪難，一些農民工不得不發明創造出所謂的“行為藝術”來維權，通過極端形式追求“眼球”效應，以期引起媒體和有關部門的“關注”。

　　成熟的市場環境中，欠薪應當只是個別特例，當欠薪演化成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社會現象時，就說明我們所處的市場環境出現秩序失衡。據了解，在被拖欠工資的職工中，90%-95%是農民工。這深刻反映出原本力量均衡的勞資關系中，以農民工為群體的勞動者一方，處于不利的弱勢地位，尚未形成與用人單位平等博弈的基本力量。

　　當某種勞資關系出現嚴重失衡，客觀上就需要公權力部門的介入，需要國家通過法律的權威進行糾偏，以維持市場經濟中的公平正義。正因為如此，國家才不斷制定完善了旨在保護勞動者權益的一系列立法，如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但是，這種公平性法律規則的供給，必須通過有效的執法機制予以實施，才能逐漸改變勞動者的弱勢地位。遺憾的是，近年來陷入怪圈的欠薪現象，說明原有的市場調整機制失靈，相應的政府介入和執法矯治也出現失效。

　　欠薪現象屢禁不絕甚至演變成一種頑疾，實際上反映了我國慣常采用的運動式執法的無奈。伴隨著年終工人討薪的集中爆發，政府部門也出現一種所謂的“季節性治理”，在歲末年終出臺應急措施以回應集中爆發的農民工訴求。例如在2012年春節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改委、公安部等多個部門就發布了一系列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的文件，并規定10人以上集體勞動報酬爭議，當天立案并在7日內結案等，加大了清欠力度。可即便如此，有關部門還是表示，2011年以來，企業拖欠工資甚至欠薪逃匿現象有所上升。

　　事實上，法律規則不僅不能通過季節性的集中治理達到目的，反而會因為執法的時緊時松而出現法律權威的遺失。如果法律所宣示的勞動者權利不能在每一件個案中得到落實，那么休眠的執法又如何能喚醒企業的良知與責任感呢？我想，這首先值得執法者深入反思。

　　加強勞動者權益保護執法，除了要求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還有一種呼聲是提高違法者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欠薪行為的普遍存在的確與欠薪者違法成本過低有關，相反，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工討薪的成本則偏高。如今，我們比較關注農民工討薪成本的降低，例如有些地方的公安機關、法院、工會等都出臺相應舉措，為農民工討薪提供綠色通道；但在欠薪者的違法成本上仍然失之疲軟，尚未從根本上確立法律懲戒應有的威懾力。

　　不過與以往不同，刑法修正案（八）將惡意欠薪行為入罪，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老賴”高懸了一把刑罰利劍。近期，各地相繼辦理了一批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例如1月12日，浙江省平湖市法院受理了犯罪嫌疑人黃金敏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四川省首例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近日也由雙流縣法院作出判決，胡某因拖欠20余名工人工資12萬余元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２萬元（1月15日《檢察日報》）。刑事司法程序的啟動，某種程度上能夠輔助失衡的市場秩序。但從司法實踐看，目前的案例依然偏少，相關規定過于原則，只有盡快出臺相關司法解釋，以可操作的規則保障刑法的統一正確實施，才能真正使其成為懲治惡意欠薪的“尚方寶劍”。

　　無論是行政執法的歸位，還是刑事打擊力度的加強，其指向都是公權力的事后治理，目的在于矯正正義。而大量欠薪行為的發生，根本上是農民工權利匱乏的真實寫照，更表明我國市場經濟契約精神的匱乏。當農民工為了微薄的工資而奔走呼號時，人們不禁發問：市場最基本的契約精神在哪里？執法的強化能否倒逼市場主體對契約精神的尊重？20世紀末期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基本輪廓日趨成型，可社會失范現象仍沒有根本性扭轉，諸如誠實信用、尊重契約等基本理念的闕如，讓一些經濟學家發出了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的吶喊。其實，具體到勞資關系的市場秩序構建上亦是如此。

　　靠什么塑造市場的契約精神？唯有法治。現代市場經濟是由高度非人格化的交換活動組成的經濟形式，這種交換的正常秩序需要特殊的方式來維系，即由國家作為第三方來保證執行的一套正式規則體系的運作。只有在法治成為了市場生活方式，才能穩固構筑起市場經濟中的契約精神，讓尊重契約、履行契約、捍衛契約、視契約為生存經營之本的理念，深深扎根于市場主體的頭腦，那時便斷無年底討薪之季節性現象的出現，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才會有堅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