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墻、“心墻”及其他

　　自古國人都好在自己生活居住的地方筑圍墻，這墻一筑，心里就會生出安全感。從歷經滄桑的萬里長城到帝王氣象的紫禁城，從村村落落的土囤子到家家戶戶的小院墻，從北京古老的四合院到山鄉僻野的草窩竹笆，莫不如此。

　　筑圍墻的好處顯而易見。但筑圍墻的弊端，也在所難免，至少這圍墻一筑，便與外界少了交流互動。于是乎，我就不免想到蘇州園林。那些院墻上一列列漏窗，吸引著你逐窗觀賞，窗窗都向你透出一幅風景畫。墻壁把園林內外的山水一分兩半，漏窗又將分隔的山水連成一氣。正所謂：“沒有長墻的遮隱，則一覽無余；沒有漏窗的透露，就封閉郁悶。 ”而明代造園大師計成的話，更讓人茅塞頓開：“納千頃之汪洋，收四時之爛漫。 ”這大抵便是蘇州園林之墻窗設計的精巧高明之處了——既保留了墻應有的功能，又通過窗避開了墻的弊端，使墻外與墻里的山水對應，更令行人與游人、人與景雙雙互動，這是怎樣的一種詩性情緒呀！

　　說到圍墻其形其狀、其功其過，不由的令我想到其實在社會生活中，不也存在著另一種 “圍墻”嗎？盡管它無形無影、看不見摸不著，但它厚厚實實，沒有 “漏窗”，頑強地阻斷了人與人之間正常的交往，以至使有些人處于互相提防、甚至敵對的精神狀態。想起在 “史無前例”的年代，出現過 “人人自危”的現象，每個人心里都筑起了“圍墻”，你提防著我，我提防著你。于是乎，趨“利”避“害”最好的方法，便是把自己裝在“套子”里，在別人面前筑起“心墻”，免得別人偷窺，免得被人抓住把柄。

　　可人與人之間互筑 “心墻”，到底是悲哀的，對于每個人而言，亦未嘗不痛苦。畢竟，人是群體動物，每個人都生活在環鏈之間。人類共同生活的漫長經歷提供的經驗教訓，使人們發現并確立了一些最普通和最基本的特定品性，如善良、誠信、公正、自由。而確立這些特定品性，呼喚人與人之間拆除“心墻”，做到坦誠相見、誠信交流、真誠幫助。

　　拆除“心墻”，古人留下過智慧。讀書看到這樣一個故事：唐朝大將郭子儀，曾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立過大功，得到唐肅宗的贊賞，賜官中書令，后又晉封為汾陽郡王。平時，郭子儀家的大門洞開，任人隨便出入。有一次，他的部下將出任外鎮來向他辭行時，郭子儀妻女正在梳妝，她們呼喚郭子儀拿東西竟像使喚奴仆一樣，讓人頗覺尷尬。其實，外人有所不知，郭子儀這樣做，恰恰是為了通過“大門洞開”而有意推倒“心墻”，由此建立一種互信的通道。誠如郭子儀所言，如果高墻閉戶，內外不通，萬一有什么冤家羅織我們不忠的罪名，會有貪功嫉賢的壞人添油加醋將它說成事實，到那時九族誅滅，后悔就晚了。郭子儀不可謂不明智，“大門”連著“心墻”、“心門”，大門一開，內外一通，其光明正大之心自能保其平安康福。

　　如果說，郭子儀之 “大門洞開”是迫不得已而為之的話，那么，時至今日，尤其對于不同程度存在 “文人相輕”現象的學術界而言，推倒 “心墻”，敞開心扉，服從真理，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理應成為一種道德追求和文化自覺。曾有學者直言不諱： “近代國學大師章炳麟，對中國學術貢獻不可謂不大，但他對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卻抵死不肯降心采納，還一再告誡門下弟子，不可信甲骨、鐘鼎之文，這真是何苦來也！ ”

　　門戶可以立，門徒可以收，但學術的 “心墻”一定不能筑。因為學術需要交流，需要相互取長補短，否則，不問青紅皂白，一概加以簡單否定，這對于繁榮發展學術何益？實現學術的公正、平等、自由，變 “文人相輕”而為 “文人相親”，其要義在于門雖設而務推“心墻”、常開 “心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