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梯生死協議，讓契約精神“跑偏”

趙順清／畫

　　長春富貴居小區居民周先生稱，小區物業公司欲提高物業費，被小區居民拒絕。于是，小區物業將電梯關停。經過協商，物業同意開通電梯，前提是必須簽一份協議，如果出現任何事故，均由居民自己承擔。小區原物業負責人稱，協議是居民們自愿簽署的（7月10日《新文化報》）。

　　類似的“生死協議”或“生死狀”著實不少：兩名深圳殘疾人士欲搭深航班機從北京飛深圳，在首都機場被深航經理以“萬一出事無法擔責”為由要求改簽，在這兩名旅客簽下免責協議后深航允許其登機；重慶市沙坪壩區華順電器維修部要求所有安裝工人須簽訂“生死狀”——出現安全責任事故、造成客戶任何損失，均由安裝工負責，不簽不準上班……

　　協議是契約的形式與載體。通常情況下，協議會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制定，秉承協商與公平的原則。可是，現實生活中，常見霸王條款寫進協議，卸責之術見諸協議。根源何在？一種情況是行業法規本來就具備保護行業利益功能，協議以此為依據，奠定了整個行業卸責的“法治基礎”，深航的“生死狀”，讓責任飛，便是典型。另一種情況是強者與弱者的ＰＫ，強者說一不二，一言九鼎，毋庸置疑；弱者俯首稱臣，屈從接受，孱弱忍受。話語權甚至決定權，完全操縱在強者手中，弱者無奈“被協議”。

　　“生死協議”讓契約精神“跑偏”。契約社會論有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也就是說，自然人的各種活動都必須接受各種契約框架的規范，要遵守一定的游戲規則。社會生活契約化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在某種意義上，市場經濟就是契約經濟，公民社會就是契約社會。然而，“生死協議”把自由、平等、守信、法治等要素“掏空”，只剩下協議“空殼”。

　　契約精神缺失與“跑偏”都不可能構建起契約社會。契約精神需要“重生”，偽契約與不公正契約務必“死掉”。我們期待著契約社會、期待著社會成員的誠實守信。因為這關系到社會的進步、關系到社會的未來。如果每個人有權參與社會的制度建設，將社會變為自己所屬的社會，互信的建立才有保證。（巢江淮　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