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體時代真沒隱私了嗎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些危機感，對于自己在新媒體上的傳播行為會不會侵犯到他者的隱私，也開始有所自覺。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互聯網一代”正漸漸長大，而在對社會科學能力、理性討論能力的培養上，社會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也應該有所作為。

　　●主持人：本報記者 柳森

　　●嘉賓：徐珂（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解放觀點：回望2012年，當越來越多網友“玩微博，一不小心把隱私給玩丟了”時，暫且還讓大家聊以自慰的，是更多的“名人”正飽受隱私受侵之苦。前有某地產大亨的“婚變”引發街頭巷尾持久熱議，后有英國王室隱私保護屢屢遭遇各種尷尬。在這個全媒體時代，“到底什么是隱私”、“如何保護隱私”等一系列問題，正困惑著我們。您對這一現象怎么看？

　　徐珂：我個人總體的看法是：有些變化本來已經發生了，只是包括微博在內的新媒體的出現，加快了這種變化，也加深了我們對這種現象的感受。但是，這種現象本身又是極為復雜的。

　　如今，我們一方面感到隱私權岌岌可危，得不到足夠保護，讓人沒有安全感；另一方面，與此同時在發生的一個趨勢卻是，原來我們在公共領域展開的討論，正愈發被私人的生活所充斥。換言之，不僅僅是公眾人物的私生活經常被拿來討論，就連我們普通人的私生活也越來越公開化。

　　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們很多人在現實生活中很有公私意識，也懂得在不同場合如何舉止體面、表達得體。但到了諸如微博這樣的平臺上，我在上一刻干了什么、想了什么，然后誰做了什么、說了什么，似乎都成了鼠標一點一放之間就可以分享或傳遞出去的東西。

　　解放觀點：這是匿名制惹的禍嗎？還是微博太便利，以至于打開了潘多拉之盒，前所未有地釋放了我們的表達欲和窺私欲？

　　徐珂：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很多微博的確是我們自己發出去、轉出去的。從表象上看，的確是我們自己于有形無形中將生活中的蛛絲馬跡雙手奉上，從而又于有意無意中助長了那個看上去很讓人樂在其中的幻象：“分享是件極其美好的事。 ”這里的“我們”，包括各路名人，包括微博上的“大V”，當然也包括使用微博的自己。

　　好在，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些危機感，我們對于自己在新媒體上的傳播行為會不會侵犯到他者的隱私，也開始有所自覺。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也是我們的社會管理系統、法律機制，得以更有效運行、進一步完善的前提。當然，我們還遠未到隱私盡失的地步，我們還有適當的法律武器可以保護自己，雖然它們還在不斷完善的路上。

　　事實上，現在比較棘手的問題，并非我們如何更好地界定“隱私”。人們樂于對名人隱私、娛樂八卦評頭論足的社會心理也并不神秘，且由來已久。但如果越來越多的普通公眾，有一種“公”和“私”界限日益不清晰的感受，這就不得不引起重視了。它可能預示著社會領域中的某些深刻變化。

　　解放觀點：當這種模糊發生時，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徐珂：在哈貝馬斯看來，一個理想的 “公共領域”，是一個可以彼此交流意見的場所。按照他的理解，在這個場所，可以談論文學、藝術，也會涉及經濟、政治等公共事務。在討論時，每個人都可以發表看法，可以是極其感性的，也可以是理性判斷。

　　在哈貝馬斯生活的時代，他認為，隨著資本主義大眾文化和福利國家的出現，公共領域受到的最大威脅來自媒體。因為媒體可以影響公眾對很多事物的看法，一旦媒體覆蓋到公眾接收信息的大部分，甚至就是公眾接受信息的全部渠道，哈貝馬斯擔心，那個理想中的公共領域就會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公眾運用自己的理性來思考問題的能力全面下降。因為，面對經媒體選擇后提供給公眾的信息，我們看上去是自由的，但我們要做的，實際上就簡化成僅僅

　　是要做一個“選擇”而已。也許，我們仍然很清楚自己對信息的需求、對信息接收渠道的偏好，但這種看似主動、實為被動的行為，離真正意義上的動腦筋已越來越遠。

　　當這種文化傳播傳開來的時候，長此以往，它就會給公共生活帶來極大挑戰，人們會習慣于去選擇那些更不需要動腦筋和負責任的東西。這時，公共領域中“公”和“私”的界限就開始模糊了。而這種界限的模糊，恰恰是從媒體開始的。尤其是當媒體發現，當它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公共話題，未必有很多人響應，但奉上一些不用動腦筋就能判斷的東西，反而可以吸引更多人，更能夠成為大眾文化焦點的時候。

　　哈貝馬斯的這一系列見解，能很好解釋為何名人隱私特別吸引眼球，為何《太陽報》、《蘋果日報》這樣的媒體產品比較盛行。從某種程度上，它也能解釋，如今在微博這樣的平臺上，一方面在輿論監督、突發事件信息發布等方面，能夠在短時間內積累起不容小覷的集結力；但另一方面，具體到我們更多的平凡個體，大家日常對于公共事務的關注其實愈發有限了。如果我們選取盡可能大的樣本管窺微博全局，就不難發現，真正拿出理性能力來關注和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恐怕從來只是少數。更何況，微博本來就是一種有選擇的圍觀。關注什么，不關注什么，我們自己事先就已“過濾”了一遍。

　　解放觀點：所以，您很贊同哈貝馬斯對于“理性討論能力”的強調？

　　徐珂：如今的社會公共事務越來越復雜。要能更好地討論它，僅有人文情懷和科學精神已遠遠不夠。除了必要的知識儲備，還需要一種“社會科學能力”。社會科學努力應對的，正是我們積淀久遠的人文和科學未曾涉及、無法想象、尚不能處理充分的新問題。較之人文和科學，社會科學誕生得比較晚，至今仍然處于一個不斷發育成長的過程中，但它的確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和討論社會問題。也是在這種探討中，我們才能找到更好的應對方法。現在，“互聯網一代”正漸漸長大，而在對社會科學能力、理性討論能力的培養上，社會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也應該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