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道德只能靠家屬“鑒定”嗎？

　　“從沒有夜不歸宿現象，晚上在單位加班也經常打電話告訴我。對我很關心體貼……”這是湖南省邵陽縣原商務局副局長鄧笑天擬提拔公示期間，妻子唐亞玲向縣委組織部出具的家庭道德鑒定書。前不久，邵陽縣委明確規定，把遵守家庭道德情況作為評先評優、入黨、提拔使用的必要依據之一。（9月8日《人民日報》）

　　都說監督官員難，“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如今，邵陽縣隆重推出了“家庭監督”！實在是一味猛藥——它等于是顛覆了干部考察親屬回避制度，回避個啥呀，來來來，濃妝艷抹助其閃亮登場吧。

　　多數成熟的法律，都會比較理解家庭中親情相連的實質，相關的法條也比較人性化，比如規定至親家眷不必互相舉證等。可類似“家庭道德鑒定”這類手法，似乎天真地認為堡壘可以從內部攻破，天真地認為那些凡胎肉身全是特殊材料做成，可以大公無私地出賣自己的親人。而事實上，這種做法的實際效用，往往是給官員們提供了又一個表揚與自我表揚的路數。由此看來，此法不但難掩其荒誕之實，更難洗其技窮之羞。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環境中，同鍋吃飯卻同室操戈者，畢竟極少。文強死了，他老婆仍表態不后悔嫁給文強；更有某貪入監，正室二奶三房四妾同氣連枝，互定盟約，競相為其減罪奔走。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利益共同體面前，道德是極端脆弱的。因此，我們往往需要“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測公權力”——圈定公權力的邊界，需要有利益格局之外的監督，這才是制度設計理應有所突破的地方。

　　再則，即便“家庭道德鑒定書”最后被認定為說假話，能有相應的懲罰手段嗎？或許最多只能成為坊間笑談。利可舉薦親人至權力高位，弊不致讓自己實質利益受損，如此利弊權衡下，估計“家庭道德鑒定書”中一定是99%的好話，加上幾句“工作起來不顧自己身體健康”的“壞話”。怪不得“9月初擬提拔的13名干部及8名入黨積極分子都獲得了優秀的評價”——若不優秀，才叫怪事。 （楊光志）